自由：现代性社会的最高原则

一次偶然的机缘，我拜读了唐逸先生的长文《自由价值论》，并且在一个论坛上应约当了一回他的同名报告的评论人。     

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

基督教在寻求哲学的理解过程中,将促使理性自觉到哪些原则?或者说,在历史上,哲学从基督教信仰中化解出了什么样的原则?这一设问所要追寻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亦即,那些借助于哲学的反思而可被理性所理解、因而内在于理性而可以从理性自身开显出来的原则。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的分析表明,真正的宗教信仰与哲学这个被视为理性之典范的科学之间有着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关系它们之间一致的地方并不少于矛盾的地方。深刻的反思表明,对于哲学来说,基督教永远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理解的信仰系统,就如哲学本身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自由体系一样。     

论爱与自由——兼论基督教的普遍之爱

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必定是充满爱的社会;而一个人人之间充满爱的社会,也才可能是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那么,什么是爱?在对基督教有关爱的观念进行哲学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爱就是不从等级体系去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是把自己与他人从由各种优越物决定的等级体系中解放出来;这在存在论则意味着,爱就是守于自由存在而让他者自由存在。因此,真爱他人如真爱自己一样,就在于维护、尊重、扶持一个人之为自立—自主—自尊的自由存在。这种真爱不同于亲情,它可以泛施于人人而无差等,是为普世之爱;亲情则仅限于亲人之间而浓淡有别,是为亲亲私情。不违普世之爱的亲情,才是健康合理的;违背真爱的亲情必将腐蚀一切普遍正义而成为社会的瓦解器。     

真理的本质与本质的真理——论海德格尔的真理观

本文认为，传统哲学把真理问题定位于认识论领域，并把“符合”理解为真理的本质，从而留下了自身无法充分解决的难题。海德格尔从存在问题出发，化解传统真理观留下的难题，为真理问题的探讨作出了重要贡献。海德格尔真理观的主要观点是：陈述与其对象相符合是指陈述者在陈述这种存在活动中“对接”上了对象，并与对象相互协调地共在；陈述与其对象是否相符合的标准是作为对象的可能性前提的物自身；物必须首先作为其自身被敞开（显现）出来，它才能在陈述活动中作为对象出现，而物正是在人的自由存在这种超验活动中才作为自身显现出来；物自身的这种无蔽状态就是本源意义的真理或本质的真理，它是陈述真理的前提。从存在问题着眼，真理与自由是统一的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     

"纯粹理性批判"与存在论问题——从《纯粹理性批判》如何成为"基础形而上学"谈起

<纯粹理性批判>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形而上学本身,相反,整个<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倒是要为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扫清道路,它通过对理性本身的分析-批判来澄清形而上学的真正课题以及解决这一课题的正确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实际上也是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工作.对"先验综合知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是为一切科学奠定基础,同时也是为形而上学这门特殊科学奠定基础.但是,"先验综合知识"并非只是我们的一种知识,它首先是我们不得不置身其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一切现象事物被给予我们的方式,因而也是它们向我们存在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综合知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知识论问题,而是事关一切现实事物如何存在的存在论问题.     

拒绝基督再临的理由——论自由与幸福的虚假对立

耶稣基督以拒绝三大诱惑直至走向十字架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人的自由的坚定确认与坚决维护,在根本上也就是对人的自由的无限珍爱与绝对信任.人们对"基督"再临的祈盼,实质上也是对自身自由的向往.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为代表的"少数人类精英"之所以拒绝"基督"再临,就在于"他们"只相信少数人的自由,而不相信多数人及其组成的社会的自由.如果给予多数人以自由,那么人们将失去一切,包括幸福;只有当少数人接过多数人手中的自由,人们才有可能考虑幸福问题--人们的幸福要以让出自己的自由为代价.实际上,自由与幸福的这种对立是一种虚假的对立.     

马丁·路德与近代启蒙哲学

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不仅主导了其宗教改革运动,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启蒙哲学。他的神学思想通过否定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神职阶层对属灵阶层的垄断,在确立了每个个人在属灵方面的平等地位的同时,把人从“单位”与“类存在”中解放出来,使人在神一人关系中成为能够且必须独自面对神,因而是不可被替代、被代表的个体;通过区分属灵的自由与属世的自由,在否定了属灵的自由意志的同时,承认并确立了属世的自由意志;而在构成其神学思想要义的“因信称义”学说里,通过确立“信”的绝对优先性,在把人从过去与一切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同时,把一切传统置于重估与成全的境地,从而确立了个体在实现一切转向与革新中的本位地位。无论是属灵上的平等,还是个体的自由与本位地位,以及把一切传统都置于重估地位的思想,都是整个启蒙哲学以自觉的方式所要确立的要义。     

“三位一体”与人类的心灵（智）结构——奥古斯丁关于“三位一体学说”的内证道路

为了在人类身上寻找上帝的三一性存在的可靠内证,奥古斯丁开创性地使用了怀疑的方法.通过怀疑,他把人类的心灵确立为唯一一个坚实可靠的领域,从而使神学也走上了由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开辟的"认识你自己"的这一哲学返乡之路.更为重要的是,奥古斯丁对心灵(智)结构进行的深入分析,打开了第一哲学作为一种以思考心灵-意识结构为目标的"意识学"道路.由笛卡尔所确立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开辟了近代哲学的命题,实际上是这一"意识学"之路的继续与深化.     

论主权在民原则下的民族共治原则

现代的"民族国家"理论实际上是一个误用"民族"概念而构造出来的国家神话。现代国家主权的正当性根据只来自其全体成员个体让渡的普遍权利,而与其成员的民族身份无关;任何民族性都无法构成主权诉求的根据,却可以构成文化多元化诉求的理由。所以,保障与捍卫所有成员个体的普遍权利,尊重与维护文化多元化,所有政治组织去民族性与宗教性,是民族共治的核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