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吗?

生育意愿是夫妻双方对生育行为的共同意向且夫妻双方相互影响。人口流动容易导致夫妻分居两地,那么流动人口的配偶随迁情况对其生育意愿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使用二维交叉表和排序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配偶随迁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约21.5%的单独夫妇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会再生育一个孩子,说明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更倾向于选择在未来较远时间进行生育。配偶随迁显著地弱化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与配偶未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配偶随迁的流动人口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对数发生比降低0.135个单位,说明尽管夫妻一同流动会提高生育可行性,但由于流动人口夫妇一起进入新的环境中,生育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生育成本也大幅提高,最终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对于明确有再生育意愿的流动人口,配偶随迁也会推迟再生育时间。另外,流动人口男孩偏好对其生育意愿及生育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当流动人口家庭仅拥有男孩时,他们更偏向于选择不再生育孩子,即使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也更倾向于在未来较远的时间生育,存在明显的生育时间的推迟效应。总体而言,伴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存在弱化效应,生育时间存在推迟效应。     

我国特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分析

本文利用2010²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我国五个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结果表明:特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以租住私房为主,住房基础设施较差且住房支出压力较大,另外还表现出经济能力较差的农业户口、新生代、随迁人数少、流入村委会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租住私房等分层特征。五个特大城市中,深圳租住私房比例最高,北京基础设施水平最差,北京和深圳住房支出压力最大,上海和天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可能最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变迁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1982年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规模与分布、人口年龄结构、素质发展历程和现状。考察期内,农业劳动力规模先增后减,男性农业劳动力始终多于女性;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内的农业劳动力分布较为集中;农业劳动力呈现老化、女性化特征,且20-49岁女性农业劳动力占比超过男性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人口素质提升缓慢,与全国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不断拉大,新型职业农民规模不断增加。为此,从留住适量适龄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快土地流转和大力推广农业技术方面提出建议。     

人口红利的本质、衡量与中国考察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人口发展中形成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通过劳动力、储蓄和人力资本等促进经济增长。仅依靠传统的人口抚养比衡量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缺陷,通过就业人口修正以年龄界限作为划分生产性人口与消费性人口的缺陷,得到有效抚养比,再以人力资本为突破口,抛弃生产性人口的个体和时间同质性的隐含假设,得到能力抚养比。同时使用三个抚养比,对中国人口红利发展进行考察,发现中国仍存在一段时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鼓励农村隐形劳动力转移,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深挖存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需加快积累人力资本,努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形势与贡献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形势和导致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点对象、重点的流出和流入区域。结果显示:2001²013年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9.43,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且略高于全国出生性别比,是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需要认真关注的对象。综合治理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重点对象为第二孩的流动人口、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和跨省的流动人口,需重点关注由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为此,提出建立流动人口重点流出区与流入区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协作机制的建议,实现全局治理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     

我国城市新区产城融合状态、经验与路径选择

从产城融合的提出与内涵出发,依据产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三种状态类型判断我国城市新区产城融合发展程度较低,表现为滞后城镇化特征。通过梳理和总结深圳坪山新区、上海青浦新城和四川天府新区三个新区促进产城融合的做法,研究认为我国城市新区产城融合发展要把握特色小镇建设机遇,以新区综合发展规划为基础;以促进人口市民化为核心促进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融合,提升人口在新区居留意愿和获得感;强化交通、基本公共服务配套建设,促使具有单一产业发展功能的园区转型为集现代高端产业、居住商业生活为一体的新城区,实现新区人口与产业、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