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文化的远古溯源──远古时期“长三角”文化研究综述

根据考古材料,专家们对南京汤山和太湖三山岛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进行了细致梳理,刻画了远古"长三角"地区人类生存状况以及人类迁徙的大致轨迹。学者们对"长三角"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基本形成共识,依次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其它年代较远且影响较大的有苏州草鞋山和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目前学界对"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关系的表述不一。笔者认为,良渚文化后出现的"南京湖熟文化"和"上海马桥文化"与商周时期作为"长三角"主体文化的吴越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有关这两种文化对后世的影响,见仁见智。     

周代吴地诗歌散论

周代,吴地产生的最早的歌谣为清代沈德潜选入<古诗源>中的两首吴地诗歌<渔父歌>和<吴王夫差时童谣>.<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后期吴国产生的第一位文人创作的诗歌--吴申权仪<乞粮诗>.<乞粮诗>特点之一--句尾出现的语气助词"兮",比<楚辞>早了两百多年.可以说,吴申权仪的<乞粮诗>已最早体现了周代南方诗歌句尾多用语气助词"兮"的这一特点.<诗经>中歌颂周人先祖的庙堂乐歌,如<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大雅·绵>等,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吴地诗歌,但却与吴国王室先祖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     

19世吴王寿梦时期的吴、晋国家关系——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及文化互动论述之二

19世吴王寿梦接位时,吴国为楚国属国。其后,晋国推行＂联吴制楚＂战略,成功瓦解了吴、楚联盟,吴始伐楚。在其时晋、楚争霸的战略态势中,晋国为巩固所获取的战略利益,紧紧地拉住吴国。为此,晋国多次主持盟会,邀请吴国参加,同时让晋国集团内的其他诸国＂会吴＂。吴国在这一时期,对晋国集团组织的盟会等事务,却显得冷淡与消极。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素。     

论战国时期的吴地

本文论述战国时期吴地入越、入楚及战国时期黄歇治吴从而为江南地区的复兴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指出在今日的苏南和上海地区留下的诸多烙上了"黄"、"申"等黄歇个人印记的地名、河道名等,反映了人们对其历史功绩的肯定与评价。     

春秋“吴都”之争与苏州古城的历史地位

苏州古城"春秋时为吴国都城"的学术认定体系2000多年以来,经历代文献记载且经现代考古印证的春秋晚期江南吴地地域历史文化学术体系认定,吴地春秋历史遗址包括:"吴都"(吴大城)——苏州古城、春秋时吴国所建"离宫"——"木渎古城"及拱卫吴都的军事城堡——无锡"阖闾城"、昆山"南武城"等。这一学术认定体系的核心要素为经《春秋经》《左传》《国语》《史记》《越绝书》等多部文献记载且为1957年起的多次     

章回小说民族特点初探

清初金圣叹评《水浒传》曰:“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闲斋老人为《儒林外史》作序时也指出:“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人人乐得而观之。”鉴于《水浒传》等章回小说的影响,清末文论学家王钟麒将“皆有深意存其间”的“吾国小说”与“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的一些中外小说相比较时说:“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萃西洋小说数十种,问有     

“吴人伐慎,白公败之”再探——兼及楚平王嫡孙熊胜与“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的动因

本文对春秋时期吴、楚文化互动中的一个特殊历史人物——熊胜作全面的历史分析。这位由伍子胥带到吴国、并由伍子胥抚养长大的楚平王嫡孙,对其生长环境、个性形成对其后对楚国的政治影响等作客观分析。同时,对与熊胜密切相关的吴、楚百年战争的最后一战——吴人伐慎,白公败之在分析和推测时,亦指出这场战争与楚国惠王时的白公之乱有着直接因果关系,而战争的原因则极可能是:吴国与熊胜共同演出了一出政治双簧——吴国以发动战争并以自己的失败给熊胜一个发动政变的机会,从而以协助制造楚国内乱来破解可能出现的楚、越夹击并减轻楚对吴国的压力等。而熊胜则为实现其政治野心,故需要一个进入国都以发动政变的借口和理由。而吴国人送给他的这场胜利,则满足了他的政治需要。正是在吴国谋略与熊胜阴谋的交互运作下,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由此产生。春秋时期楚国历史上的白公胜之乱,亦由此而生。     

晋楚争霸与晋“联吴制楚”

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处于对峙的均衡状态时,一个打破当时战略均势、改变列国间力量对比及对后来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晋国成功推行了"联吴制楚"的战略方针.其后,吴、楚反目并争夺于江淮,吴国崛起并与仍为楚之属国的越国相争于东南以及继齐、晋、楚称霸后,吴、越相继称霸等,都与这一战略方针在当时的成功推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对春秋时期地域文化的互动研究中,这也是一个有着典型意义的实例.     

浅谈哀与乐的辩证表现手法及其美学原理

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活》中引《诗·采薇》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为例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的这一段话,触及了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以辩证的表现手法来写人的哀与乐的感情,从而造成互为映衬、互为对立并由此转化,产生“一倍增其哀乐”的艺术效果。这是建立在生活的坚实基础之上,符合生活的真实的。一滴喜悦的眼泪较之哈哈大笑、喜形于色更显得深沉含蓄;而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一阵放纵的大笑却比千百行眼泪显得更为悲伤,因此,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受这种生活现象的启迪,用“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这一写“哀”“乐”情感的辩证     

辛弃疾爱国思想辩——与王永健老师商榷

在一九七八年第二期《江苏师院学报》(社科版)上,很高兴地读到了王永健老师《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以下简称《试论》)一文。王老师在这篇文章中,颇多独到见解,使人深受启发。细读之余,亦感文中有可商榷之处,作为一个学生,很愿意提出来,求教于王老师及其他老师。王老师在《试论》中给辛弃疾作了“南宋爱国诗人的翘楚”等评价后,接着告诉我们,辛弃疾之所以有此评价是后人对他“片面地着眼于为数有限的爱国诗篇”而“立论”的,辛弃疾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深深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烙印。它非但不能和今天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相提并论,也不可同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等量齐观。”辛弃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