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道法义利论的历史命运

在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儒墨道法四大家的历史命运是迥然不同而耐人寻味的。对此,从民族义利论的角度去进行透视,会有助于探索民族价值导向的特质与走向。鉴于此,本文拟在勾勒儒墨道法义利论之历史命运的基础上,分析其社会历史原因,从中寻求对于建立新型民族义利论的宝贵启迪。     

天伦和人伦共生伦理永恒——秦汉传统中基于发生角度的伦理分类

天伦、人伦之分最晚始于秦汉,两者在彼此对应中时被混用。从发生角度而言,天伦是天生的伦理,人伦是人为的伦理。天伦、人伦同气分形,共生中国人的伦理永恒、伦理信仰：天伦同气,因血缘而在代代传承中贯通有限生命,内生诚信,分形人伦;人伦基于诚信,为各自目的,从血缘和天伦向外全方位分形为姻缘、情缘、地缘、业缘、神缘、网缘等,使夫妻、朋友及各种职业伦理、社会伦理视需要和可能而及时结合或解散。伦理永恒是中国人的永恒,内化为伦理信仰,与有关因素共生,永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迥异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的命运与其宗教信仰的关系。敦睦伦理,消除伦理危机,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文明生生不息,社会各界责任重大,国家的伦理责任更为重大。     

儒家的伦理豁免:为永恒奠基的制度

如何超越死亡,达致永恒?儒家力主、力行最大限度地敦睦伦理,以期圆满伦理,贯通和绵延伦理之河。为此要求有起码保证,使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伦理间关系融洽,良性互动。其要件之一是伦理豁免:当伦理、法律关系因交集而陷入两难,主体在履行伦理义务、法律义务间陷入两难之际,法律规定,主体有权利适度免除其部分法律义务,圆满履行其伦理义务;被免除的、对他人和国家社会的那部分法律义务则或由该主体推后履行,或由国家社会交由其他主体履行,由此在伦理、法律之间解决两难,达到两全。伦理是永恒的,伦理豁免从制度上保证伦理臻于圆满、贯通和绵延,就从社会结构、个人美德两方面为永恒奠基。     

五四与中国当代伦理精神

从五四革命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中播下科学、民主以及求实、创新的种子始,中国文化精神包括伦理精神开始了艰难的划时代变革。继承五四精神,咀嚼着沉重的长痛和剧烈的阵痛,中国当代伦理精神从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中,正在艰难顽强地应运而生。中国当代伦理精神在时空参照系上,同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和西方伦理理精神相对照,是五四精神在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产儿;就表现形态而言,它是社会现代化和人的解放所要求的新型人际关系、伦理生活、道德观念、国民品格、社会风尚的内在精神和必然趋势。本文力图顺应中国社会的历史必然和中国人的需要这双重尺度,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与五四精神的内在联系中,把握中国当代伦理精神。     

家族主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

家族主义精神深深地渗透在中国古代的伦常关系、道德体系、社会价值观念和民众行为方式乃至政治制度中,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它主要是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家族中心的社区生活的产物,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个人自由,弱化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影响至今犹存。其中固然有积极内容,但总体上无力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要求,必须批判扬弃。     

义利活动·义利关系·义利论

义利活动·义利关系·义利论张国钧义利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问题，在当代的社会变革中，也关乎确立民族价值导向、塑造民族精神，从而关乎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富强，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主体在追求和创造价值的活动中，形成了义利活动这种独特的活动形态；与此同...     

对《呈请______报告书》法律文书的角色定位与法律价值探析

2003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格式（2002版）》中，变化最为显著的当属公安机关依法办理刑事案件中形成并使用的内部审批性文书——《呈请_______报告书》。该文书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制作标准较高，写作难度相对较大。“2002版”新格式规定，公安机关凡办理刑事案件中需内部审批的文书，一律使用此格式。这既精简了文书种类，又规范了刑事法律文书的写作，也是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活动过程中加强内部执法监督的有效保障。     

论利益和赏罚的互补互动

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利益和赏罚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很强的互动效应:利益的实现和分配中包含着强有力的赏罚;赏罚在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一定的利益。要真正实现赏罚机制,就必须坚持公正等基本原则。     

道德和风俗习惯

一般来说,可以把风俗习惯看作是各种规范调节体系中最简单的形式。从其历史发展过程来看,首先,风俗习惯是各种调节规范产生的萌芽,是各种尚未独立的规范体系(法律、道德、传统、宗教仪式等)的有机统一体;其次,它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复杂的规范调节体系中最简单的组成要素;最后,它成为与其他调节形式并存而又不同的独立体系。道德和风俗习惯之间的这种多重关系,要求我们在揭示风俗习惯在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从社会学和历史学角度,对     

中国社会变迁中道德法律关系的变化——以公共领域为例

中国社会变迁引起道德—法律关系的重大变化。仅在公共领域,当利益矛盾直接而尖锐,主要须靠法律调节的情况下,自其表言之,道德和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一降、一升,道德的地位日益降低、作用逐渐减弱,从社会调控的前线退居二线;法律的地位日益上升,作用日益强化,进入社会调控的第一线。自其里言之,道德成其体、法律成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