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选用2006-2013年中国高铁数据、中国城市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外围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外围城市低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高,而高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低,甚至会出现出口产品质量降低的情况;外围城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低产业集聚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调节效应;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高技能工人比例,高铁开通给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带来了人才虹吸效应。据此,外围城市可以通过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升级人才政策以及培育地区特色产业集聚等措施缓解高铁开通带来的虹吸效应。     

灰色多层次评价方法在战略供应商选择中的应用

针对供应商选择的不确定性,应用灰色系统理论和层次分析法,建立灰色多层次评价模型,研究战略供应商的选择问题。建立备选供应商的指标体系,根据灰色多层次评价方法对其进行分析,选择出企业的战略供应商。灰色多层次综合评价法的应用可为客观科学的评价和优选供应商提供重要依据,该方法具有覆盖所有基础数据、计算简单、评价精度高等特点。     

浅析当代社会大学生信仰缺失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高.与此同时,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素质,但是中国社会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发人深思.近来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情让人匪夷所思,水污染、黑煤窑、毒奶粉等等,导致前段时间全国范围内的对奶制品不安全的恐慌.     

浅析电视广告品牌形象代言人

在这个体验经济的年代，感情推动商机、促使购买。企业想要成功。就必须与顾客建立一种感情上的联系——这点正是许多企业选择明星代言品牌的原因。从而形成了名人为企业产品代言的社会普遍现象，文中通过分析品牌形象代言人与电视广的效果，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规范名人代言广告的管理策略。以及相应的电广告效果，并呼吁加强名人广告的监督管理，以期对广告主在使用名人广告策略时有所帮助，同时对从事广告宣传的名人和消费者有所启发。     

技工院校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策略

当今世界,谁拥有的人才资源越多谁就越能赢得竞争的主动权,我国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大,这让我们认识到,必须转变教育观念,从过去的培养知识型人才向培养技能型人才转变,时代的变革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企业必须由劳动密集型向技能密集型转化,技工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势在必行.那么技工学校的素质教育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呢?本文围绕这一主题进行论述.     

技术赋能背景下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演进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日益提升,传统的养老服务供需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新的契机,随着智慧养老相关的政策密集出台,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亦呈现动态演进过程。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CLHLS)数据对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的失能程度和照料时间进行测算,并与老龄服务人员供给进行匹配。同时使用2010年、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互联网及手机使用情况的数据分析得出: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年代的人对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发生较大转变,接受度亦有很大提升。因此,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介入养老服务供给具有一定可行性。     

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机制分析——基于不完全信息模型

我国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机制主要体现在：（1）事前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不完全信息,使服务购买者根据预期平均收益进行决策;（2）医疗机构等级分类体系和等级评价规则,使服务购买者掌握了医疗服务的质量信息;（3）医疗市场价格管制、医疗保障制度和居民不断上升的收入,使不同质量医疗服务的相对供给成本不足以抵消质量加成收益,最终导致服务购买者集中与更高质量梯级的医疗机构缔约。应通过建立诊疗与治疗分离的医疗机构体系,改革医疗机构等级评价规则等,解决医疗市场资源配置扭曲问题。     

未来30年上海人口与人力资源

在人力资源利用和开发方面,上海应尽早进行制度创新,以求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人口流动,建立能保证人口流动性的政策体系.鼓励两小时通勤圈劳动力进入上海就业,鼓励跨城市就业,降低跨城市就业的交通成本.构建虚拟劳动力市场,为异地知识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参与上海的劳动分工提供网络接口,使人不在沪也能为沪工作,按劳取酬,拓宽上海人力资源来源.     

“两型社会”试验背景下政府非理性行为的法学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视角

2007年11月,武汉城市圈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圈内1+8个城市之前的交流和发展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而各城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则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需要尽最大努力带动整个城市圈实现自我完善与大幅跨越。然而由于时间较短,层次较浅,目前政府行为仍存在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非理性因素,且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体化。本文在调研的实践基础之上,拟通过以两型社会为研究背景,从法学的视角对武汉城市圈建设过程中的政府非理性行为予以评估,分析相关原因并提出改良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