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基础观的市场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构建与相关研究命题的提出

近年来,制度基础观已成为战略管理的第三个重要研究支点,制度因素对企业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研究反映在管制因素、规范因素和认知因素三个维度上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市场进入模式的资源承诺、控制程度和股权特征的影响,建立了制度环境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影响关系的理论框架,提出了研究命题,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商誉的双寡头企业广告与产品质量竞争策略

通过扩展经典的Lanchester模型,构建了双寡头企业通过商誉积累和产品质量改进活动为市场份额而竞争的微分博弈模型;研究企业通过商誉吸引新顾客,而产品质量作为建立和维持目标顾客忠诚度的双寡头企业最优广告与产品质量竞争策略.在不同初值条件下,对微分博弈的开环Nash均衡的最优控制策略进行数值分析,得出对企业实践有所裨益的结论.     

广东省21个地级市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状况综合评价及其空间分异

为了评价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状况,本文根据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内涵,在遵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一般原则基础上,从资源消耗总量、资源消耗发展和资源节约潜力等三个方面,构建了资源节约型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2011年统计数据,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行政区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21个地级市行政区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状况可以划分为资源高度节约型、资源相对节约型、资源轻度消耗型、资源相对消耗型四类;在空间分布上,资源节约型社会程度相对较高(即资源高度节约和相对节约的)的地区大多位于珠三角地区,而资源节约型社会程度相对较弱(即资源轻度消耗和相对消耗的)的地区大多位于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这一研究结论对相关的政府部门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广州市两型社会进程监测综合评价研究——基于2000—2010年的追踪数据

本文以广州市两型社会发展情况为研究对象，选择2000—2010年11年间的广州市纵向追踪数据为评价对象，以科学性、客观性、可比性、系统性、层次性和可行性原则建立指标体系，并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分别从两型社会的两个方面（即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进行了综合动态监测，研究结果总结如下：在2000—2010年间，广州市资源节约型社会综合指数呈现波浪式上升的趋势；广州市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指数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广州市“两型社会”综合指数整体上呈现三个阶段，一是从2000-2004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二是从2004—2007年，逐渐稳步下降的趋势、三是从2007年至今，呈现2007年上升后又快速下降到平缓的稳定趋势。     

中国生态补偿制度与政策体系的建设路径--基于路线图方法

借用路线图方法的分析思路,从中国生态补偿制度与政策体系建设现状和问题出发,系统分析了未来5~10年中国生态补偿制度与政策体系的建设需求和目标、核心任务、建设路径以及资源保障。研究表明,中国生态补偿制度与政策体系建设路径应实施多维协同联动、标准化、学科平台、补偿金多渠道等四大战略,并从法律法规、经费投入、信息共享等三个方面来保障战略的实施,以建成符合中国国情、全面覆盖、机制完善、运转高效、持续发展的生态补偿制度与政策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建设目标。     

资源依赖理论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现状评估——基于111种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

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重要期刊和CSSCI(2012～2013)来源期刊经济管理类共111种期刊上发表的有关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搜索,选择了71篇与资源依赖理论相关的研究论文作为样本,使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从论文的研究类型、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总结了资源依赖理论在国内组织管理的应用状况和热点问题.对资源依赖理论在国内组织管理中应用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广东省生态文明社会进程的综合评价与预测

文章以2000-2013年间的广东省纵向统计数据为评价对象,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分别从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生态文化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动态监测,计算广东省生态文明发展综合指数,通过曲线回归分析,预测未来几年广东省的生态文明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的生态文明发展情况总体呈上升趋势,综合指数从1999年的-1.53增加到了2012年的1.78,上升趋势比较明显.其上升曲线拟合方程为Y=-1.767+0.236t,可预测未来广东省2020年的生态文明指数为3.425.     

制度差异方向、关系网络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

跨国投资区位选择是国际商务领域的关键问题之一。虽然现有研究已充分论证了制度差异大小与跨国投资区位间的关系，但很少关注制度差异方向(即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对区位选择不同的作用机制，难以回答跨国企业究竟如何克服不同制度差异方向所带来不同的外来者劣势等关键问题。基于此，本文结合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探讨制度差异方向对中国跨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到制度顺差、制度逆差小的国家投资，验证了制度理论预测；当制度差异方向不同，不同关系网络的中介机制也不同。相比于政治关系网络，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到制度顺差国家投资；而相比于华商关系网络，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到制度逆差国家投资。本文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权性质，发现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到制度顺差小的国家投资，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均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到制度逆差小的国家投资。研究结果拓展了制度差异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与发展，且对投资区位多而广的中国跨国企业而言，如何构建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克服不同制度差异方向所带来的外来者劣势，而更好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