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之恋

1978年，我十八岁，考到辽宁师范学院（现为辽宁师范大学）。入学那天，下小雪，我戴着小瓜皮解放帽，想找中文系的楼。我看到有一个包着破头巾的妇女在我前面走，我就先喊她一声阿姨，问她知不知道中文系的楼怎么走。她说她也在找中文系，她也是新生。我俩就一块儿签字报到，一块儿走进教室。我俩同班，我俩差十四岁。后来我一直叫她孟大姐。她是班里最大的，是一个母亲，我是班里最小的，是一个中学生。在我俩中间的同学是各种年龄各种职业，下乡知青最多，工人其次，还有卖水果的、修理自行车的和军人。我们的第一堂课是英语，一个刚从俄语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教了我们八个字母，从A到H。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字母旁边标上汉字，跟老师很努力地读。课间休息的时候，很多男同学都聚在一起卷旱烟抽，走廊和教室里是乌烟瘴气，满耳粗话和尖锐的话。在宿舍也是一样。那时我很愿意挤在他们堆里，听他们讲。在他们中间，我什么都不如他们。记得教我们鲁迅课的张老师开玩笑说：这里哪像大学？这里就像工农革命讲习所。那时我们都渴望了解文明的东西，伟大的文学是一个，自由的思想是另一个。我非常幸运，我什么都不懂，但我能和这些比我年长的比我有思想的青年们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1978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坐在大学课堂里。     

母亲的电话

我上床的时候是晚上11点,窗户外面下着小雪。我缩到被子里面,拿起闹钟,发现闹钟停了,我忘买电池了。天这么冷,我不愿意再起来,就给妈妈打了个长途电话：“妈,我闹钟没电池了,明天还要去公司开会,要赶早,你6点的时候给我个电话叫我起床吧。”     

从汉语称赞应对的发展看文化定势之悖论

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的深入发展 ,一些关于某种文化侧面的文化定势 (stereotype)就随之出现了。但是 ,一成不变的定势在有些时候也会造成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障碍。笔者收集了 1,2 80条称赞应对 ,发现称赞应对现在有较大比例是属于同意别人的称赞。因此 ,如果沿用过去的应对模式 ,就会造成文化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