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对策之我见

编辑工作与研究工作相结合,使二者相互促进,以提高编辑人员的学术素质和刊物质量是本刊的业务建设措施之一。本刊编辑人员以作者身份在本刊发表的文章,同其他作者一样,都只代表其本人意见,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和倾向,本刊编辑部也同对待其他作者的稿件一样处理。 这篇文章的作者王颉同志是本刊编者之一,他在这篇文章里鲜明地就我国当前的社会阶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研究改革中的阶级结构变化及其对策的理论根据和实践指南;反过来,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中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处理好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又是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改革顺利进行下去的根本保证。我国现实的阶级、阶层研究是“七·五”期间国家社会学重点研究课题。我们期望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将这个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引向深入。     

哈尔滨改革与生活方式学术讨论会报导

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至九日在哈尔滨召开了“改革与生活方式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习与探索》杂志联合主办。来自十五个省市的七十二人出席了会议,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

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社会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可概括为三个阶段:1983年至1985年为酝酿准备阶段;1986年至1989年为以宏观研究为主、侧重理论与方法探讨的第二阶段;1990年至今为微观研究兴起、中国社会文化史全面发展开始走向成熟的第三阶段。在列举了理论与方法、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大量成果的基础上,作者指出,目前虽然成果甚丰,但主要依赖于社会学的学科特质与研究人员的个体努力自发运作,缺乏明确的研究目标和周密的整体规划,空白与重复研究的现象难以消除,要达到课题选择的相互协调、研究力量的合理配置以求通过优势互补实现最佳效益,必须尽快地开展具有社会学主体特征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综合的宏观探讨。     

前学科阶段的中国青年研究

作者认为,确立青年群体的社会主体地位,以社会学为主干,集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美学及生理学等学科为科学群对青年群体进行综合研究,是当代青年研究区别于传统的青年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近15年来,青年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要跨越前学科阶段,尤其是确立完备的理论体系,尚需相当的时日与艰苦的努力。目前对青年研究最终形成的体系难以做出精到的逆料,但未来的青年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彻底脱离社会学为主干的科学群的支撑则是可以预见的。     

回顾与展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

十年前,拨乱反正使中国的社会学开始了重建的过程。十年中,社会学以后来居上的姿态蓬勃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今天,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更对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中国社会学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是值得每一个社会学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     

村落传统文化对极端集体主义的制约功能——以山东省W市F村为例

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型,既不意味农村的凋敝,也不意味传统文化的消亡。F村干部的组成结构与家族结构高度契合,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决策的高速、高效;F村存在的“家堂”,将家族的规模分解,以“家堂”间的平等制约了大家族“以强凌弱”;村干部对传统文化及风俗习惯的顺应,积极参与各种民俗活动,进一步加强了村庄利益共同体的凝聚力。农村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约“极端集体主义”的功能。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现代化因素的不断浸润正在加速村落传统文化的衰落,因而构建和重组新的精神支撑点,成为农村研究的新课题。     

继往开来,进向中国社会学的新纪元——“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纪要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于1991年11月6日邀集在京的社会学界科研、教学及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近30人,召开了题为“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社会学研究》主编张琢首先说明了召开会议的主旨。他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开讲“群学”到今年已经一个世纪了,中国的这一百年可谓激荡的一百年。从康有为讲学以后就发生了“戊戌变法”,接着是“义和团运动”,清朝的“新政”,再接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风风雨雨:土改、抗美援朝(国内同时“镇反”)、国民经济恢复,1956年前进行比较顺     

捕捉新的社会要素 拓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社团组织》简评

由王颖、折晓叶、孙炳耀合著的《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是一部从社会组织的结构变迁及其构成要素的功能更新转换等角度剖析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力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游离于传统组织结构之外的个体与群体日益增多,同时又不断生成大量的“类组织”或“中介体”,在传统组织之外结成了大量的社团组织。由于社会对社团的认识不一造成了有关政策的摇摆,对策的偏颇,社团组织时兴时衰,然而在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的背景下     

社区研究十年

社区理论是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研究是社会学从整体上认识社会把握社会的重要视角。一个国家或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是由若干类型的社区相互联系与制约构成的,作为社会最小细胞的个体又无不生存于社区环境之中,因而社区研究作为宏观与微观研究社会的桥梁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承担了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思想的构成及其操作化目标的实现

作者认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专制统治思想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对既存的统治思想包括奴隶主阶级专制统治思想的扬弃;对既存的与现实的其它各种社会思想的承袭与选择;在参与社会管理实践中个人或集团的经验总结。但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并不是既存与现实统治思想或某些社会思想的简单叠加,而是经其自觉选择与提炼的结果,亦即经其内化升华的结果。地主阶级在登上历史舞台前后对统治思想进行了两次较大的选择——受益于极端专制主义统治思想及其操作化技术手段,地主阶级夺取了政权;凭藉具有人道色彩的温和专制主义统治思想及操作化技术手段,地主阶级巩固了统治。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及其政权与官僚的腐败、低效难以从根本上消除,造成了地主阶级维持其专制统治的极大难度。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又实实在在地延续了二千多年,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改朝换代与农民斗争此起彼伏,地主阶级不得不一次次调整统治手段,使社会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当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世界性的巨大变迁,中国的阶级状况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时,尽管地主阶级再次向极端专制主义回归,其统治操作技术手段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密与熟练程度,然而代表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思想已经走过了形成、鼎盛与衰落的三个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