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视域中的隐性教育生成研究

许多先贤与令人都从不同角度对道德教育中隐性教育的潜移默化作用有过论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价值日趋多元,学校面对学生自主性增强和对独立人格的诉求,显性道德教育受到了新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以人为本与回归生活的教育思想逐步由理念走向深层实践,隐性教育在德育中的重要性得以再次凸显.在充分梳理隐性教育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形态的基础上,围绕德育视域中的隐性教育生成,重点探讨了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即隐性教育在德育中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与如何生成,分别尝试性回答了隐性教育的理论可能、现实需要与实践形态.     

美德伦理学复兴的理性审视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童建军在来稿《当代美德伦理学研究的困境——以赫斯特豪斯为中心的展开》中指出: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提醒人们注意,道德建设不应只被理解为规范的订定,而应同时重视美德的弘扬与倡导;对人的道德判断不应只关注行为,而应同时关注其内在的道德品质。换言之,在当代社会的道德治理中,需要的既不     

从承认理论到多元正义论——阿·霍内特的批判理论探究

霍内特的批判理论深受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的影响.从当前霍内特的理论发展态势看,其批判理论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反思批判理论传统和寻找出路阶段;第二、秉承批判理论传统和承认理论的提出阶段;第三、超越批判理论传统和多元正义论的形成阶段.从承认理论到多元正义论的发展,反映出霍内特的批判理论体系已经形成.     

羞耻的伦理分析——从“贼拒脱裤”说起

羞耻是个人道德完整性的重要指标。作为负性的情绪体验,羞耻同视觉相关。在视觉中,行动者意识到其具体言行所呈现出的自我的卑劣或者猥琐,感觉到在毫无遮掩的注视中失去了尊敬,行动者由此对其所是产生自我导向的紧张的否定性情感,并有了从视觉中隐匿或者逃避的想法。羞耻体验具有伦理意义,但并不必然产生伦理行为。现代社会羞耻式微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的流动性,但深层背景是行动者自爱内容以及自爱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发展与争议中的当代西方环境德性伦理研究

自托马斯·希尔的论文《人类卓越的理想与自然环境保护》从"什么样的人颁向于破坏自然"的视角,揭开当代西方环境德性伦理研究的序幕以来,当代西方环境德性伦理研究日趋丰富和多样化,在环境德性伦理合理性的论证、具体环境德性构成性的说明以及德性伦理在环境伦理学中的价值挖掘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环境德性伦理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研究中令人瞩目的学术风景。但是,它也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上的疑难。     

权力与自由——福柯微观权力理论探究

怎样看待权力与自由的关系?这是理解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关键。与割裂了权力与自由之间关系的传统宏观权力理论不同,福柯强调权力与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的微观权力理论,前者强调权力的统治关系,后者强调权力的抵制关系,这就为自由留下余地;根据权力与主体、自由之间内在联系的不同程度的理解,微观权力关系又分为消极权力关系和积极权力关系。福柯推崇一种积极的权力关系,主张过一种生存美学的伦理生活方式,他认为在这样一种权力关系中,主体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权力探究模式。     

论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教育的四个维度

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教育内涵十分丰富,其外延主要包括隐性课程、文化传统和环境情境三个方面.隐性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需要学校系统各个环节的重视,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因素无处不在地发挥作用,从而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学校中隐性教育资源的开发需要教师、环境、学生和课程之间多重关系的相互作用,共同发挥自身的作用,又发挥要素间的联合效用,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网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网购的兴起与生活方式、理念的变革以及英特网的普及密切相关.它产生后又反过来对社会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人类学角度出发.以广州市商品网购为视点,对网购者和网络购物的社会文化功能、网络购物的背后推动力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力求从作出网购行为的人群中寻得认知.以及网购对于这一人群的物化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及相关文化建构的过程.     

网络恶搞红色经典及其批评

“恶搞”源于日语词Kuso，音译为“酷索”，其本意是指教导游戏玩家在购入一个超烂游戏时可以玩得开心的策略。其后语义不断丰富，被当作“搞笑”、“好笑”的意思来使用，甚至成为骂人的口头禅。本文从道德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了网络恶搞红色经典对社会道德的危害及治理之道。     

道德贫困及其治理的乡村个案研究:基于信德的观测

当代中国乡村道德贫困问题研究缺乏从文化角度深度展开,亦没有对“公权力集团”做出阶层区分.以理坑村为例对乡村道德贫困现象进行探讨,村民的美德正在丧失仅为表象,村民信德失范不应完全被宏观地描述为社会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而更应从微观上将其视为村民间接和隐蔽地不满地方政府行为的形式和产物.这种不满源于基层政府的所作所为被村民解释为自利的不正当行为.村民对基层“公权力集团”成员不当的行为方式、不公的政策安排及腐化的人格形象的不满与怨恨无法直接申诉,转而向其他相对弱势社会群体宣泄,这是村民行事的逻辑,也是理坑村出现道德贫困现象的根本原因.“公权力集团”成员及治理方式的不公正动摇着乡村社会既有的道德结构和道德文化,瓦解着村民继续市场化的热情,衍生出道德贫困.这种道德贫困的本质应该被表述为特定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文化下的自我道德戕害和隐秘的反抗形式的间接表达.因此,中国乡村道德建设的首要对象必须发生转向,即由村民转向地方政府等公权力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