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机制和政策研究

一、老龄产业发展是人口老龄化的必然结果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绝对数和比例不断增加，将带来一场深刻的人口革命——步入老年型国家。在未来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国老年人口一直是呈迅速增长的发展趋势，而且高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又大大快于低龄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这预示着在社会总需求中，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在迅速增长，以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养老服务设施、日常生活用品和社区服务、娱乐业的新型产业——老龄产业。     

人口·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老年保障──浅论老年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社会因素

老年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行政干预老年人口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建立和发展不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受到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制约。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治体制和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现代杜会资源的再分配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透视公共老年保障体制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这一理论观点有助于解释中国老年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中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拓宽了我们认识影响和决定中国老年保障体制变革的不同社会因素的视角。     

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

根据农村70岁以上老年人的口述史资料,可分析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土地集体化之前、50—70年代土地集体化时期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家庭生产与生活情况,以及这三个时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型并不是由西方传统意义的工业化促成的,作为1949年后国家早期工业化策略的农村土地集体化彻底改变了传统家庭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改变了父权制度下的代际关系与结构,进而启动了家庭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这一解释有别于经典的家庭变迁的"现代化理论"。     

中国发展长期机构看护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

这是对中国首都北京近来发展机构看护老年人情况所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国目前已有10％的人口达到了60岁或60岁以上，而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达6．96％。预测显示，到2020年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将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乡老年人健康分化

将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社区的各种居民团体和协会的活跃程度,从该视角研究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上的差异。通过多层模型,控制个人因素,分析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引入社会资本变量对比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异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变量以及社区层面的经济变量之后,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于个人的身体功能状态,社区层面因素的影响则不明显,更多地是受到个人层面变量的作用。其次,在控制社会资本变量后,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水平上的差异明显变小,说明社区社会资本在解释城市与乡村居民健康水平的差异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城市居民的优势来自更高的组织和团体参与程度。研究也部分地证实了中国老年人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原因,为人口健康差异形成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实例验证。     

美国老年医疗保健服务的启示

老年人与年轻人在医疗保健需求上的区别在于，老年人多倾向于患各类难以完全治愈并目容易引起身体功能下降的慢性疾病和多种综合征，而年轻人一旦患病则往往是急症，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借助现代医疗技术在较短时间内治愈的病症。因此，医疗保健服务针对老年疾病伤痛强调的不仅仅是治愈，而且要通过治疗和调整，使患者在患有不同程度疾病的同时仍能继续发挥身体功能的作用。这不但对医疗保健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需要一系列相关社刽报务配合以达到维持和改善老年患者身体和生活功能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     

社会转型期家庭和国家的养老作用

利用一份较大样本数据调查了几个供养因素和目前中国老年人对生活感觉之间的关系.分析模式包括家庭供养和国家供养因素,目的在于识别和比较各类因素分别对居住在农村和城市的中国老年人生活的影响.     

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

本文主要讨论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并特别关注贫困是如何被制度这样一套象征体系所“思考”、定义、记忆和遗忘,以及进行制度再生产甚至将贫困“制度化”的。所谓制度性贫困,主要表现为因缺乏制度保障和支持的制度匮乏和不合理制度产生的制度剥夺而导致的贫困现象,包括诸如不合理的下岗政策、拆迁规定、养老规定、医疗保险规定、就业规定、打工子女入学规定、对弱势群体不利的政策规定条文和实施过程、城乡人口待遇上的不平等政策和规定、对某些身体疾病的不合理规定等。制度是一种集体现象,当制度变成少数人的思想或牟利工具,不能为集体所共享,制度的本来公共意义和存在基础就会消失,形成不平等的“虚制度”。这种虚制度不但无法完成公共制度本来的集体性功能,反而会“遗忘”和排斥弱势的群体,进而不合理地去“思维”贫困,导致社会的集体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