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营商环境改变了财政政策效率吗?——基于NKQ-DSGE模型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了微观主体投资调整成本，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的微观环境。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NKQ-DSGE(New Keynesian with Tobin’s Q-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研究“营商环境优化”对“财政政策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会降低投资调整成本，从而增强政策的托宾Q效应，但对积极财政政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财政支出政策和降低消费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加剧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降低政策乘数和弱化政策效果；对于降低资本税政策和降低劳动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提升政策对私人投资的促进效应，从而提高政策乘数和强化政策效果。因此，应偏向于使用乘数较大的政策工具，同时政策工具之间应协调配合，实现财政政策从“加力”向“提效”转型。     

数字零工经济弱化了货币政策效果吗？——基于工资粘性视角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数字零工经济兴起，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数字技术使得劳动关系去合同化和工资粘性下降。这种结构性变化可能会弱化货币政策效果。本文从工资粘性视角建立一个包含传统工人和数字零工的TANK-DSGE模型，来探讨数字零工经济如何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数字零工经济的兴起均会减弱政策对就业和产出的促进效果，增加政策冲击引起的工资和价格通货膨胀波动，最终使得货币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目前，应提高数字经济统计能力，规范数字零工劳动关系，以缓和货币政策效果的弱化；未来，基于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需做好通胀预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