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O法的中国制造业垂直分离测度研究

一、引言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明显地呈现出垂直分离(vertical disintegration)趋势。我国由于市场容量和劳动力成本等秉赋优势,正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制造业加速转移的重要区域,这从客观上推动了我国进出口额的快速增长,在世界贸易排名不断上升的可喜局面。但是,垂直分离的生产组织方式给我国制造业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能够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价值链增殖活动,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战略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对企业来说,一个较重地依赖进口投入品的制造企业与那些国内企业相比,更容易通过成本遭到国…     

企业进入权、组织控制与跨国公司专用性投资激励

论文从国际生产组织控制视角,将Rajan和Zingales^[1]进入权思想融入国际生产与贸易模型中,研究跨国公司专用性投资激励问题。研究发现,在进入权的机会控制和数量调整机制作用下,跨国公司通过限制进入、替代竞争来激发当地供应商做出事前定制投资、分摊投资和事后最优专用性投资,确保获取合意投入品和预期最大化利润。当前,政府要引导外向企业致力于微观企业主体的制度建设和组织能力培养,构建起中国国际生产网络及其组织机制,为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微观保障。     

人力资本产权与现代公司治理的互动性分析

现实中,人力资本产权的配置是一个优化的过程;动态性是公司治理的本质特性,本文明确提出了动态治理的合理内涵;并认为人力资本产权优化与公司的动态治理之间存在互动性关系现代公司动态治理过程是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与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之间的产权博弈过程,本质上促进了人力资本产权优化过程;人力资本产权优化有利于实现有效的公司动态治理。这层内在逻辑关系为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些现实启示。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长机制

研究表明,跨国企业海外并购不是一项单纯的投资或融资活动,而是一项集投资、整合、生产、经营增殖于一体的系统工程。跨国企业并购前的进入战略选择机制、并购整合中的动态学习机制、并购后的价值创造机制,不仅对海外并购成败和公司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成长学习过程。这种以微观企业条件作为分析工具的研究理路和方法,为推进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和发展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启示。     

我国在线国际贸易新特征及政府监管困境分析

运用2011-2016年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我国在线国际贸易呈现出无纸化、批次小、涉及金额小、虚拟性强等新特征,但却存在海关监管困难、税收制度不健全、统计数据缺乏,造成消费者权益屡遭侵犯、责任纠纷频繁、政府监管压力大等现实问题.着力完善税收和海关监管制度,加强建立实名认证信誉认证体系,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积极发展和学习世界先进规定,加强对沿海地区的监管等手段,是确保有效地缓解或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路径.     

我国能源资源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及评估

文章基于能源资源行业对外投资风险的总体特征和分类特征,以中亚、西亚和俄罗斯为例,评估并分析三大地区2014-2015年期间投资的分类风险和总体风险。研究表明：整体上西亚风险最高,其次中亚,俄罗斯风险相对最低;投资俄罗斯应注意政策风险、经济风险,投资中亚应重点注意经济风险和资源风险,投资西亚应注意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优化评估方法,科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构建能源资源海外投资风险保障制度;充分发挥行业商会引导中国企业与当地员工、土著、自然和谐相处,是有效预防和化解能源资源行业对外投资风险困境的有效路径。     

国际贸易的文化解读

文化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内生要素,把握国际贸易需要从文化视角进行解读。商品是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统一体,国际贸易实质上也是商品文化价值的交换过程;文化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根源和依据;文化比较优势是推动国际贸易的增长和发展的现实动力。这一研究为我国新时期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启示。     

新形势下普通理工科院校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及体系建设——以长沙理工大学的专业培养方案为例

近年来,国内外经贸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面临严重挑战。文章在借鉴国内外经验并对往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等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我国新型国际经贸人才培养模式的新内涵和新要求进行探讨,并以长沙理工大学的专业培养方案为例,说明我国加快实施新"走出去"战略,能为普通理工院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契机,并提出依托理工科院校特色,构建国际商贸商务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改革方案。     

贸易摩擦、文化冲突及其超越

贸易摩擦中包含诸多的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念的冲突、思维方式的冲突和行为规范的冲突上;这些冲突根源于全球文化的多元化、不平衡性及其与经济一体化的矛盾等。应该通过尊重不同文化的特色与价值,加强文化的交流与理解,区隔贸易活动与意识形态,培育人类共识与普世价值等举措,来化解和超越贸易摩擦中的文化冲突,促进国际贸易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