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发展与公司治理：香港的经验

公司治理中自我约束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公司治理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运作。以此衡量,“产权基础设施”不健全是影响内地公司规范治理的最大问题,这会引发更大的权力不确定性以及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从香港的经验来看,具有资源配置、价值发现、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功能的金融部门的治理状况,不仅对其自身机能的发挥,而且对实业部门高效稳定的运作也有关键性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显示,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在于硬件方面的投资过度和软件方面的投资不足,软件即“产权结构”。公司治理实际包含自我治理、常规治理和市场治理三个方面,它依托的是三个关键元素,即道德、程序和结构。道     

国有企业的物质刺激与道德祸因之巧合

关于国有企业状况,最近经验研究发现,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工业企业的强激励与绩效改善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应的关系。这种实证的微观经济学的估计与中国国有企业总体上恶化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篇论文表明了一个微观观点,即物质刺激效用的增进和道德祸因的弱化之间存在一种对应性。所谓的道德祸因是国有企业的内部人为了获得很小的一点利益而让企业或社会承担巨大的成本。我们的发现表明,以运用激励合约为核心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成功地激励企业的经理和工人追求与保持利润,但是并没有防止这些内部人把所造成的损失和所承担的责任转稼给社会。换言之,就是存在着资产私人化而责任社会化。如果这种不对称的激励与结果不能得到制止的话,例如,如果不进行正式规则的所有权的改革,如果不引入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如果不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建立商业信贷关系来强化企业的外部约束,那么,国有企业部门不断增加的亏损和债务将对整个国家银行制度和宏观经济稳定造成严重的威胁。     

转轨时期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行业特征

自1994年中国确立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世界银行(1996)的分析报告显示,除了富有钻石的南非小国博茨瓦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经济中是史无前例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东亚经济的效率问题.克鲁格曼(1999)指出亚洲经济增长"主要靠汗水而不是灵感,靠更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聪明的工作".     

中国工业增长模式的转变——大中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非参数生产前沿动态分析

本文采用非参数生产前沿方法,将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38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分解为资本深化、技术前沿进步、技术效率改进3个成分,发现:(1)1996￣2002年大中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以15.9%的速度增长,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资本深化(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平均每年为12.9个百分点,但呈下降趋势,从1996年的23.2个百分点降到2002年的6.9个百分点(;3)技术前沿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平均为7个百分点,总体低于资本深化的贡献,但技术前沿进步上升势头强劲,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在2001、2002年分别高达19.8、29.0个百分点,显著超过同期资本深化的贡献(;4)行业间技术效率的差距拉大导致整体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下降4个百分点,2001、2002年的下降幅度更分别达到14.0、16.8个百分点。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至少在大中型企业这个层面,已经由转轨初期的单一资本扩张驱动模式,开始向以技术进步为主和资本深化为辅的多引擎推动模式转变,即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而世纪之交似乎是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