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战略构想、现实条件与有效路径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实施,对新时代西北地区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动力学理论、区域经济结构创新和变革理论,立足于全局性与局部性相结合、战略性与战术性相结合、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优先性与协调性相结合的原则,架构了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的战略构想,期望以西北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实现西北五省区的高质量发展,并以走廊外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西北五省区的生态保护。指出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助推黄流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助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果和深度强化国际经济合作的时代要求;同时,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也具备良好的区位基础、历史基础、经济基础、样本和模式基础、国际贸易通道基础。新时代西北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在明确西北五省区发展的个性定位基础上找到走廊发展的共性目标,在明晰五省区发展的功能区划基础上找准走廊发展的有效路径,充分发挥重点经济区、城市群、省会级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对走廊高质量发展的撬动能力,以科学的体制机制建设找准走廊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     

“江”“河”国家战略联动促进中国南北方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在区域尺度上的传统界定更侧重于东中西和东北板块,中国南北方差距扩大化及相对地位前凸的发展现实,使得在区域尺度上实现中国南北方的共同富裕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解析中国南北方共同富裕的衍生逻辑、发展维度和评价尺度,以及阐释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国家战略("江""河"战略)的理论研究孤立性、现实推进割裂与联动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江""河"战略联动的发展维度与中国南北方共同富裕评价尺度的精准匹配,探讨了以"江""河"战略联动促进中国南北方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路径。建议围绕"江""河"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生态保护和"江""河"文化建设的协同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协同建设和产城融合协同推进、国际国内开放合作的深度协同、协同打好民生发展系统补丁、科学架构联动发展的保障体制机制等六个方面,充分发挥"江""河"战略联动在促进中国南北方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形势分析

准确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发展劳务经济意义重大.文章在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分为农业刺余劳动力和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剩余两部分的基础上,通过试算甘肃省农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耕地面积、农村劳动力供给、农村非农劳动力需求的时间序列模型以及城市化进程对劳动力转移吸纳模型的各种可能形式,得到各种模型的最优形式,进而估算未来几年内甘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方法的理解与运用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构建并应用全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超边际分析方法,成功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这一分析框架针对很多长期以来难以进行形式化处理的问题进行的研究,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从而展示了该理论的若干最佳应用.文章即是在理解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该方法的一个运用实例.     

政府储蓄与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理论依据和计量经济模型的构建支出法GD P表示G DP为,GD P=C I G (X-M),则I=G DP-C-G-(X-M),通过变换可以表示为I=(G DP-C-T) (T-G) (M-X),其中GD P-C-T是私人储蓄部分,T-G是政府储蓄部分,M-X是国际储蓄部分。我们定义私人储蓄用Sp来表示,Si表示国际储蓄部分,Sg表示政府储蓄部     

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模式设计及应用——以重庆马武镇为例

目前,学界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从国别、区域和区位三个层次展开,区位层次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但对镇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基于土地资本化、城市化、产业化等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循环经济理念,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应以建设用地复垦为发展契机,以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和探索农地流转模式为抓手,通过多举措解决好城镇化和土地资本化实施路径、经济社会发展依托方式以及资金统筹安排模式等问题.     

基于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复合治理结构考察

复合治理是新区域主义框架下基于区域治理主线破解现实区域经济问题的流行思路,调强通过政府职能转移和公民社会组织的事权获得和执行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基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职能转移的分析表明:由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协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治理结构可以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数量和社会主体的福利,公开招投标是复合治理框架下政府职能转移最有效的方式;复合治理结构的建构,需要建立科学、公平的谈判机制和福利分配机制,政府要加强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监督和考核,公民社会组织要加大信仰建设力度,还应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