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人力资本特征及激励机制研究

论述高校人力资本的特征 ,分析高校设岗聘任制实施中的问题     

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1990～2008年我国29个省域面板数据为对象,采用分位数计量回归模型重点考察省际区域自然资源的能源开发和人力资本分布的异质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协整检验能源开发与异质性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只有经济增长低分位点处的地区(如山西、黑龙江、四川、云南、贵州、青海等)发展才对自然资源有一定的依赖,其他地区并未受到资源开发显著地影响;尽管人力资本总量的提升对经济发展有明显推动作用,但不同类型的教育对经济增长各分位点处的影响各异;资源开发短期内对较高教育层次(高中、大专及以上)的人力资本有挤出效应,但长期来看最终将会促进人力资本的提高。     

人口结构转型、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叠加效应分析——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新解读

对于我国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这一举世瞩目的经济现象,本文试图寻找中国因素加以解释,认为中国两次特殊的人口政策导致的劳动人口扩张只有在“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同步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并支撑中国经济近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了我们提出的经验性假说。     

人口承载力预警系统研究

为了考察我国各个地区人口区域分布的合理性,我们改变了仅用人口密度来衡量人口分布的通常做法,通过引用适度人口指标考察了我国各省市经济人口承载容量和资源环境人口承载容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各省市人口承载力预警系统,为决策者制定人口发展战略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依据。     

我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特征——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省际流动人口规模虽然低于省内流动人口,但其扩张速度明显大于省内流动人口。劳动力要素的省际流动与省内流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别,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对我国全部流动人口及省内流动人口特征的考察,而对省际流动人口的考察并不多见。文章基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归纳与梳理了我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特征,以此为研究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提供参考依据。主要包括省际和省内流动人口的趋势,省际流动人口的区域性差别、流动性目的、流动期限、年龄特征、受教育程度及职业构成等。文章还讨论了这些特征的经济社会和政策意义。     

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外部性检验——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模型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层面1990～2009年经验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考察总量人力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即具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的从业人员)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外部效应(暂不考虑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结果表明:总量人力资本存量即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为负的外部性,而滞后多期则呈现出正外部溢出效应;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即期外部性也是显著为负,不过,初等教育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始终不明显,中等、高等教育在滞后第三期才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     

中国失业阶段性转换特点及对策研究

近20多年,中国的失业经历了由隐性失业向显性失业的转化,为此,中国承受了巨大的总量失业的压力。而从发展趋势看,中国总量失业将会逐渐减压,而结构性失业将日益突显,同时外生性失业弱化,内生性失业强化。因此,在政策层面上,必须对中国失业阶段性转换特点给予密切的关注,并不失时机地将总量控制为主的就业政策转向结构控制为主的就业政策。     

中国人口发展监测评价模型研究——基于全国31个省份人口发展的实证分析

作者结合中国国情,探索与构建了人口发展监测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引入1997～2005年全国31个省份人口发展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对人口监测评价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对全国31个省份人口发展过程中影响较大的人口发展监测指标和区域人口发展综合水平存在的规律性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平均预期寿命、二三产业人口比等指标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显著,而且人口发展综合水平总体上呈现东、中、西逐渐下降的状况,体现了与经济社会发展、地理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     

利率变动对储蓄、消费和投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利率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 1996年以来 ,我国已连续七次下调利率 ,但分析结果表明 ,利率下调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 ,消费、储蓄和投资对利率变动均无弹性。因此在对现代西方利率作用理论及利率政策进行探索的基础上 ,从市场主体角度认真分析研究对我国利率下调效果及影响因素 ,对进一步发挥利率的作用 ,使利率政策更好地为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服务 ,具有重要的意义。     

存贷差变迁与外汇储备的传导机理

本文从国内外市场均衡与非均衡模型出发,构建了一个国内存贷差与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存贷差和外汇储备之间的内在的传导机制,以及中国存在着斯蒂格利茨“资本流动怪圈”两个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存差阶段存差-外汇储备传导机制受阻的原因,并指出国内需求不足与盲目引进外资是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