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体制下的权力、关系与资源--关于"秘书腐败"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认为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它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由于转轨体制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寻租关系网络使这种资源优势为其秘书所分享.因此依托寻租市场,通过"关系优势"获取"资源优势"便成了秘书腐败的内在逻辑和机制.面对这些现象该如何去杜绝,为此我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一项实证研究。本文集中研究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到底是工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第二 ,中国人对法律权威的支持是基于程序正义的还是分配正义的 ?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 ,但规范性服从背后蕴含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 ;至于法律正义观 ,则基本上是重结果甚于重程序的分配正义。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

本文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现状和基本理论范式作了一个概略的介绍。社会运动研究是 2 0世纪 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个学术领域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横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美国和欧洲分别形成了“资源动员”和“新社会运动”两种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在理论兴趣、基本假设以及由此而来的问题设定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本文旨在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讨论新中国信访制度形成及演变的历史过程和规律。研究发现,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群众路线而创立的。根据群众路线,信访工作有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两个基本内容,并应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但在信访实践中,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偏重其中一个方面,并相应形成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这样两种信访工作取向。1978年以前,在社会动员取向主导下,信访制度建设趋于革命化,结果造成国家社会动员与民众利益诉求之间的严重对立。1978年以后,国家信访工作的主导观念向冲突化解取向调整,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信访制度的科层化。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冲突化解取向也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即不能有效地回应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却又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众的政治动员。国家怎样回应这一矛盾,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信访制度的演变。     

我国当前的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

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信任危机对中国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从经济方面来说,它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和经济秩序的紊乱;从政治方面来说,它削弱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损害行政效能;从社会方面来说,它破坏社会团结,增加社会风险,阻碍社会发展。为此,我们要充分认识社会信任危机的严重危害,采取长期、中期、近期等不同层次的社会政策,标本兼治,消除信任危机。     

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

工作单位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集体抗争控制机制之一。本文利用ChinaGSS2003数据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单位性质(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事业)和单位行政级别等两种单位特征对三种集体抗争发生机制,即相对剥夺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和政治过程机制的分割效应。研究发现,单位对集体抗争仍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抑制的机制和效果随着单位特征的变化而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单位特征对集体抗争的发生机制具有明显的分割效应。在单位的严格控制下,可支配时间、可支配收入和领导力等将集体抗争组织化的社会资源在集体抗争发生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预示着中国的集体抗争仍将保持非组织化的发动模式。另一方面,单位制本身也蕴藏着发生集体抗争的潜能,但受到单位行政级别的政治效应的强烈抑制。     

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义利问题: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一、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即进入了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期”。而自１９７９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更是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加速期。（郑杭生 ,１９９６:序）社会转型（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着重指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这种社会的加速转型是以“市场转换”（ｔｒａｎｓｔ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为核心和主轴展开的。曾几何时 ,市场经济还被视为一种为了追求个人和局部利益…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有关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展开。该想象有三个核心关切,即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性。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将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政治市场想象”重视国家的市场性而轻忽其政治性的倾向,也使周黎安模型对权力问题的分析较为薄弱,以致造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等问题。尽管如此,“政治市场想象”仍为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