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遮蔽了的中心——从审美的维度探寻杜威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与形而上学残余

杜威哲学具有一种特质与韵律,这表现在它试图消除各种障碍与阻隔,使各个领域的经验与意义汇流起来.但当人们发问这种汇流将形成“什么”时,杜威又隐藏了答案.应当在杜威的美学中建立一条幽径,以此来探寻那个质点,那个逻各斯中心,它在形而上学的隐姓埋名中塑造了结构与层次.作为一种话语,它在用统一性的口径言说着,在这种建构下,杜威的哲学显示了它自身的隐性的真实与趋向.     

美国国内因素与外交决策

考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有利于更好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把握其发展趋势。本文试图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决策机构、国家利益和决策人四方面来审视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     

对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互动关系的考察 --以克林顿时期为例

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中国政策上的互动,表现为在制定中国政策问题上,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和妥协.总统的决策影响着国会,国会的决策同样影响着总统.总统和国会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都制定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中美关系的经贸问题上,总统和国会合作多于冲突.在中美关系人权问题上,总统和国会目标一致,那就是给中国施压,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内部的党派区分并不能完全决定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并随美国国内政治的波动而波动.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演"双簧",也不要认为国会总是和总统过不去.     

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纷纭复杂的外交问题如果以国家利益为焦点便可以理得有条有理,只有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才能解释国家及其政府的行为。本文通过对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厘定,分析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确立依据,阐述国家利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之评析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与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一直位居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其原因在于它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属于现实主义的两大分支,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上既存在统一性也存在分歧.二者都认同经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在对待国际无政府的状态的态度上和国家为了安全应获取多少权力的问题上都存在明显差异,但彼此没有否定对方,只是对国际关系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偏好.无论是进攻现实主义还是防御现实主义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透视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纵观自卡特政府以来美台关系的发展，作者认为美台关系始终处于变化、调整之中，美国政府从未摆脱“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模式。一方面因为美国的亲台势力强大，但更主要的是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对台政策既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但又存在着不稳定性，受到国际环境、中国等因素的制约。台湾问题最能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甚至走向对抗。改善和发展中美双边关系关键在于切实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话语、逻辑与反转：德里达的解构——以Khora为分界线

对于逻各斯的话语和逻辑，德里达延续了其一贯的态度，那就是通过指明差异和断裂的存在来反抗其内在的统一和完整性。Khora是反抗力量的一个代表，它以第三类话语出现在逻各斯系统内，既不委从于理性的律法秩序，也不屈服于感性的宗教皈依，而是以“无所表达”而“不被表达”的他者身份打开了通往异质性结构的征途。因此，Khora的独特身份揭示了逻各斯自身的断裂和分化。为了掩盖异质存在所造成的断裂从而达到叙事的完整性，逻各斯施加了一种反转的手段以达到这种效果。德里达认为反转是逻各斯所施加的一种暴力的表现，它试图抹消和抵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取消差异的存在。因此，解构实质上是对这种暴力的消解，通过消解使得文本的内在异质性和丰富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被呈现出来。     

认同——管理的基石

认同就是对某事认识的深化,对它的理解和赞同。在管理的诸多因素中,认同是管理的基础,是须臾不可缺的 。它在管理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认同是管理内在的本质要求。管理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组织内,运用一定的权力,为完成即定目标而从事的对人与物质资源的协调活动。管理——对人的协调,那就意味着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双边活动,管理要求完成目标那就意味着被管理者要克服行动的随意性,服从管理,一齐为完成目标而努力,所谓协调,就意味着被管理者为完成目标而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尽量少的被动性和被迫性。要减除被管理者的被动性和被迫性,调动被管理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就一定要使管理获得被管理者的认同。只有被管理者认同了管理,被管理者才能有自觉性和主动性,并有与之相伴的积极性,否则,被管理者处于被迫状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对立,不合作,管理就无法进行,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