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

在法治所寻求的诸多价值中,自由是法治的核心价值.这源于人是自由的存在物.人的自由本性通过实践来展开,主体间的自由需要法律来调整.自由是法律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是自由的外化.法治运行的宗旨是保障自由的现实化,在法治价值目标序列中自由处于核心地位.     

从源起到终极:法治自由价值核心地位的理论证成

从法治观念的源起到法治实践的终极价值旨向,人类一刻也未曾离开过自由理想的支撑。法治自由价值核心地位的理论证成依赖于四个基本要素:人的自由精神、法律、自由权利和人类的终极理想。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人的自由精神是其产生的动力之源,法律通过制度形式确认人的自由理想,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以法律为载体的人的自由权利是法治的核心内容,在终极意义上法治追求人的自由和谐与全面的发展。在法治的价值序列中,自由既是法治的元价值,也是最高层次的价值,其他价值从属于自由价值。     

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及其深层动因

西方法治思想内蕴人类的自由精神,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在西方法治理念演进的历史上,从法治自由价值理念的萌生,到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法治价值的突显,再到现代西方法治因对人性的背离而产生的危机,都与人自身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从人自身发展角度上审视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发展,可以看到其演化的深层动因.人类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法治的萌生,人类个体自我意识的生成促进了西方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与发展,人类理性的过度膨胀使得现代法治危机重重.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走出困境则成为西方法治发展的当代命题.     

法治自由价值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在历时态视野中,法治的自由价值理论从古希腊到现代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期间经历了分裂与整合,在内在逻辑上包含三种价值观:一种是重视社会自由的集体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从古希腊开创经近代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到现今的共和主义;一种是重视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开创、哈耶克等发展了的自由主义的法治价值观;第三种是马克思开创的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价值观.实践证明,第三种价值观最终成为人类应对法治的危机与困境的共同追求.从中国法治发展的状况看,确立马克思式的以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观,对于寻找中国法治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具有重要意义.     

法权人格的确立与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

法权人格以法权关系为客观基础,通过法权意识这一中间环节,在社会历史中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法权人格作为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人格体,其实质在于以个体自由的发达为前提,以主体性的充分觉醒为基本内涵,以“主体-主体”的交往形式为依托。在文化层面上,法权人格的缺位是中国法治社会生成的一个前提性困境,其培育与确立对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会制度变革与文化模式转换: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双重路径

俄罗斯法治现代化之路的曲折性有目共睹,对于同时代其他转型国家具有极强的参照价值。俄罗斯法治现代化之路可以有两个考察路径,一般路径主要沿社会制度变革路线进行考察,特殊路径则通过文化哲学研究范式,以文化模式转换为线索进行考察。一般路径贯彻的是以社会制度来决定研究的基调和范围,特殊路径贯彻的是以文化模式转换来决定研究的视野,社会制度变迁在显性层面上表现出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文化模式转换则是这种阶段性表现的内在驱动力,二者一表一里共同表征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两种路径交融能够形成一种总体性视角,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立场,最终促成对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当代俄罗斯强权总统制的合法性及其危机

当代俄罗斯的总统制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制度选择。在实践层面,强权总统制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基础,对当下的复兴与崛起发挥着有效的作用。但从民主宪政的长远发展来看,总统权力的扩张又存在深刻的危机,即特殊历史时期确立起来的以个人魅力为主导的强权总统制只是权宜之计,如何向法律型治理模式过渡是其现代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普京总统任期即将届满,俄罗斯国内种种倾向于让其留任或执掌权柄的说法,更是强权总统制合法性危机的直接体现。     

俄罗斯主导法律观的演变及当代变革

在俄罗斯法治进程中,受国家制度变革的影响,不同时期主导性法律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从十月革命前到苏联时期,再到当代俄罗斯联邦,主导性法律观在历时态上展现出一个演变过程。宗教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十月革命前法律观念,政治因素则成为苏联时期法律观念的风向标,当代俄罗斯受理性主义法律思想的影响,社会因素成为法律观念考虑的主要成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当代俄罗斯法律观根本性的转变,基于理论基本立场变化,法律工具论色彩淡化,法律的阶级属性让位给社会性,人本化的法律价值取向正在形成。     

对抗、继承与生成:对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现代性反省

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在不断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展现出诸多问题。在文化根基上,中西方法治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当下中国法治文化根基具有双重来源:其一是对特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扬弃;其二是对现代西方法治文化精神的合理吸收。文化根基是法治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传统文化结构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张力关系。当代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构筑在面对中西方文化对抗与自有文化继承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使传统文化在自我反思中获得新的内涵,并最终促使法治文化根基的生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