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灾异”说之确立

灾异说往往以某种自然灾害或者不寻常的自然现象的出现来作为推断国家施政正确与否的标准，并用来预测和指导未来的施政方向。汉代的灾异说其兴盛一方面受“革命”理念遭抑制的外缘背景所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灾异思想发展的自身脉络有关。灾异与道德政治相关联在先秦由来已久，由早期朴素的天命观，到战国时代阴阳学说的渗入，使得天象与人之关联的内在理据逐渐显豁，至董仲舒始将灾异说与感应说相结合，以五行对应五事，并将灾与异以小大、前后相贯通，使得灾异理论从此得以规范化、体系化，奠定了公羊灾异说的理论基础，也直接影响了纬书和何休的灾异说。     

何休的“三世”说探析

何休的“三世”说是其“三科九旨”的重要内容。董仲舒的“三世异辞”还不能说具有进步的或进化的观念,而何休的“三世”说则有着进步的观念。这种进步的观念不同于欧洲基于线性时间意识的进化论,也不是陈述实然的历史事实,而是“张法太平”,是公羊学家应然的王道理想的演进的逻辑;何休历史观的另一个观念是“复古”,复古与进化看似冲突,实则孔孟以降之“古”就不是一个客观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投射了自己的道德理想的价值范畴,儒者据以“是古非今”,即以此为圭臬来批判现实,开辟未来;“三世”说进一步明确了所“复”的王道理想的实现阶次,两者并不冲突。     

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

汉地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与此相应的伦理观念背景,小乘佛教在汉地无法形成气候.但是,笔者认为,小乘佛学,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即"毗昙"之学对中国佛学、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有必要对小乘佛学对中土大乘佛学的潜隐的作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东晋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的关系作初步考察,指出毗昙对道安的般若思想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作为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的视角.     

从《论语》中仁对礼的建构看孔子的仁礼关系思想

建立一个礼制社会是孔子一生的政治理想。但是,礼崩乐坏的局面使他必须解决“以何立礼”的问题。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礼的形式化问题的反思,孔子援仁入礼、赋仁予礼。既要从仁的高度来解决礼的问题,又从礼的方面保证了仁的落实。在孔子那里,仁和礼,一属价值理性,一属实践理性。二者关系是互证互释、同构并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