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

一、引　论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关注 ,存在着两种分野 ,一种关注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民主方面 ,尤其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制度安排可能具有的影响 ,这是从外部来关注村民自治 ;一种关注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治理方面 ,将村民自治制度看作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 ,尤其关注这种治理制度对于解决当前农村实际存在问题的能力 ,这是从农村内部来关注村民自治。总体来讲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民主方面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治理方面的关注 ,政治学界和海外学者尤其热心于此。因为已有太多关于村民自治民主方面的研究 (参见景跃进 ,2 0 0 1) ,本…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

乡村振兴战略是要服务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要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稳定的农村基础。 在不同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不同的,尤其是 2035 年之前和2035—2050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差异极大的。 2035—2050 年的目标是全面乡村振兴,2035 年之前则是为乡村全面振兴打基础的阶段。 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就没有全面振兴乡村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分阶段实施。 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地方实践部门在解读乡村振兴战略时普遍误解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阶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倾向。     

低保户为何变成了低保人

河南省周口市北郊乡民政办主任介绍,2010年北郊乡2.8万人,有1196户、1356人享受了低保,享受低保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4.5％.从介绍的情况来看,北郊乡低保户,基本上是以人而不是以户为单位享受低保,具体来讲,按一户一个人享受低保,则有1356-1196=160人在已有一名家人享受低保的情况下,享受了低保.以2人为一户计算,全乡享受低保人中,只有160/1196=14％左右为低保户,低保人的比例远高于低保户.     

成都土改的实质

当前学界一些人以为仅仅是改变土地制度就可以凭空创造出亿万财富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今年暑假在成都调研土地制度,听到最多的几个关键词是:还权赋能、价值显化、土地价值释放等。这几个关键词的意思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农村土地资源流动起来变成真金白银。农村土地闲置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只有让农村的土地资源活起来动起来,才能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与四川省成都市国土局姚处长交流,姚处长说,现行土地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因为集体建设用地的用途管制,而使     

土地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集体土地,村社集体的经济实力是村民自治和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重要经济基础.当前,解决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方法有二:一是充分发扬农村的民主,完善村民自治,让村民有表达自己利益的充分条件;二是强化村社集体的实力.村社集体在兴办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联系农民和国家、市场关系上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在日前的土地制度形式下,我国村社集体的实力和办事能力被大大削弱,因此,必须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提高村社集体的实力.     

为什么要维持小农生产结构

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往往混淆了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的差异,误会了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当代中国,粮食本身不是问题,土地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若我们仅仅将当前的粮食问题看作问题,土地问题看作问题,那就成了问题.在小农经济仍然占主体的背景下,农业利益可以为广大小农分享,国家可以通过实行粮食供给偏紧的政策来提高粮价,从而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这个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利益.     

如何做到耕者有其田

当前中国农民已经高度分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农村人群是那些仍然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耕者.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且同时也是村社集体成员的耕者,往往也是农村中的弱势群体.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力的后果,往往是给了农村强势群体权力,而对农村弱势群体不利,且可能使耕者的耕种更加不便.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就需要给村社集体一定程度的调整土地利益分配的权力.     

农民工返乡的逻辑——以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为例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沿海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企业关闭,在这些工厂工作的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8年底,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为失业返回家乡。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和返回家乡,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农民工返乡因此引起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农民工返乡后的社会适应状况如何?他们失去务工收入后,还能在家乡待多久?他们可以重新适应农村的生活吗?他们还有土地可以耕种吗?他们返乡后是否会对农村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农民工的返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到田野进行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别到贵州、湖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稳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城市化政策,使得农村具有极强的吸纳返乡农民工的能力,农民工返乡并未引起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国农村再次发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期和蓄水池的作用。而构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调查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不同代际或者不同年龄农民工对乡村社会适应及个人生活预期差异的判断。外出务工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任务越来越重,他们不得不从比较浪漫的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回到比较现实的考虑中来。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者在家务农,外出务工收入加上在家务农收入,使得中国农村的小农家庭普遍可以获得温饱以上的收入。我们若不能理解中国当前的农民生活处境,不珍惜中国农村现存的基本经营制度,我们就可能失去目前中国仍然具备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出现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回旋能力。     

论农民的地权意识与公共治理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珠三角地区农民的地权意识发生了重要演变,集体所有制中的"公有制"变为"共有制",作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因此演变为土地财产,变成了村社集体所有农户利益的集合.地权意识的强化使得土地利益分配固化,导致物业普遍过剩且改造困难,无法适应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需求,而且阻碍了公共项目的落地实施,进而影响地区公共利益,形成地区发展低水平的均衡.村民巨大的分红诉求不断被挤压用于公共治理的村社集体资源,甚至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强大集体行动能力,国家与村级公共治理能力双重弱化.     

农村土地何以成了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话题明显多了起来。从主要关注的角度看,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失地农民的土地问题,二是农民是否应该获得更大更多土地权利的问题,三是土地规模经营的问题。前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