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1955年在荷兰莱顿召开了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新中国应邀派出翦伯赞、周一良两先生参加。这是冷战开始之后,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第一次与西方学者直接接触。翦伯赞不仅与秦瑞、谢诺等西欧共产主义学者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也对牟复礼等与会的美国学者表现得比较友好。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的学术自由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历史由谁来书写等问题。中国学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正清认为中国存在着潜在的人口问题。西方学者在会议期间的讨论中也提出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论,他们批评中国存在学术不自由的问题,并担心马列学者可能会将在历史上起过较大作用的胡适等人排除在中国历史书写对象之外。翦伯赞和周一良显然对这些问题主要站在政策性立场上进行了坚决反击。揭示莱顿汉学会议作为冷战后东西方学者第一次实际接触的重要性,可以为了解冷战学术史上政治和学术之间相互影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一个鲜明的个案研究。     

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

周作人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关键词语,如民歌、民俗学、童话等,这些外来的关键话语反映了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而受德国近代民俗学、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周作人对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视是因受到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赫尔德对民歌的研究实际上由周作人接受并在中国语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同时,周作人撰述中所使用的民族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上下文及其与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文化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中国史学现代脚注之确立:以《历史研究》与《文史哲》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系列史学新刊物的出现,如《历史教学》《文史哲》《历史研究》等等,现代学术规范逐渐确立,其中也包括作为现代学术主要特点的脚注。尽管1950年代初这些刊物都采用直排形式,作者们多使用尾注或文中夹注,但1954年以后逐渐使用“直排脚注”。《文史哲》1955年率先使用了横排并确立了脚注的格式,《历史研究》等刊物也在1956年根据文化部对出版物标准的指示改为横排,从而奠定了现代脚注的格局。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采用现代注释格式方面起了标杆作用,这主要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取得史学界指导思想,使得史家开始重视规范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著作,强调其经典性、权威性。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史学交流加强了对现代史学规范的重视。     

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

陈寅恪著作中使用的“了解之同情”一语的源流来自德国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赫尔德,此语特指对古代历史、思想、艺术进行一种深入其境的理解和思考并寄予一种同情。陈寅恪使用此词来自其游学欧美的学术阅历,或是翻看西方哲学书籍、史籍,或是借助吴宓的帮助,或是间接来自师友白璧德,以一专门学术用语从德语语境进入汉语语境,作为历史背景看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对西学的借鉴与运用。其次,陈寅恪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颇为著名的以文化而非血缘论种族认同的种族文化观和赫尔德在种族文化问题上有共同之处,可能受到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启发。     

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

20世纪初哈佛出版的大学目录、登记手册和哈佛教授的论著,可以帮助我们从时间和空间上考察陈寅恪在哈佛留学期间的生活,以及他与同学和师友的交游。将其放在当时哈佛的学术制度中考察,又可以揭示有关其留学生活的地理和文化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早年学术发展的日常生活背景。在寅恪先生的留学时代,哈佛聚集了相当多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如俞大维、吴宓、汤用彤、韦卓民等。这些学生与哈佛教授和其他同学之间相互促进、教学相长,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交往可以看出民国初期中国学术复兴所受到的域外影响。     

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文章利用白璧德的师友和学生写的白璧德一生治学经历中有关其治佛学的史料,结合吴宓和胡适等近代学人日记中的一些史料,重点探讨了白璧德为学之阅历与20世纪初叶近代佛学之关系,并考察了白璧德与佛教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看当时以白璧德为中心的学术圈的学术兴趣与取径及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白璧德翻译的《法句经》以及译文之后所附的讨论佛教与西方关系的长文。挖掘了白璧德与欧美两位印度学名家兰曼和烈维学习印度学佛教学的经历和治学重点。文章认为,白璧德的印度学兴趣源于从东方思想中寻找有益因子来补充西方思想的不足,其学术兴趣注重于佛教哲学思想及其价值观。同时,还关注了白璧德的印度学和佛学兴趣对20世纪留学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如陈寅恪、汤用彤以及吴宓的影响。     

欧美学界的亚洲动物史研究新趋势

去殖民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浪潮中兴起的动物史研究，引起了亚洲史学者的注意。在过去20多年中，亚洲研究和亚洲史学者纷纷从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转向动物史研究，其中亚洲动物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虽不如欧美动物史研究的国际影响深远，却是方兴未艾的史学新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亚洲史研究的“动物转向”。亚洲动物史研究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角度和视野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全球史兴起后，逐渐与动物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