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较诗学及其他者视域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

在全球化时代的汉语学术界,比较诗学研究是中外文论走向汇通性研究所展开的主流方向,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研究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本体,他者视域是比较视域构成的内在品质,他者视域在比较诗学研究中秉有的两种文化立场。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者以及国际汉学家所使用的一个专用术语,以语言与民族血亲关系的本质差异性而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互为异质文化,即两者互为异类,对方都是自己的非我因素。比较诗学研究者诉求跳出本土学术研究领域的单边文化主义,主张以一种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的开放眼光来从事普适性的、整体性的、国际性的中外诗学研究,从而规避本土文论研究的一元性和惟民族性。比较诗学研究中的比较视域主张中外诗学研究之间的相互看视,主张中外诗学双方之间互为他者,认同一个民族的诗学相对于另一个民族诗学来说,两者之间就像镜与灯一样,可以相互镜照与相互照亮。交集理论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理论建设上简明及有效回答视域融合及比较研究如何可能的学理观念。     

所指与能指的序列关系:在索绪尔与德里达之间--论在场形而上学及本体论的终极意义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与影响,但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切入索绪尔与德里达两者之间的思路,我们发现,索绪尔与德里达对能指与所指之间谁决定谁的动力因关系的理解恰恰是颠倒的.索绪尔依凭一位语言学家的视域,是站在逻各斯自律性言说所构造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之外,认定能指决定所指以分析印欧拼音语言;而德里达必须承认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营构的在场形而上学是所指决定能指,在承认超验所指为本体的终极意义上建构起他的解构主义思想.所谓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动力因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权力关系.一位解构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必须首先是在场形而上学的建构者.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

本文从语言论的角度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由此考察了经学对儒家诗学的整体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诗学在“立言”这一命题上,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相近,即把语言设定为主体存在的家园,并进而以在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方式,追求学术宗教的崇高地位。在这里,经学对儒家诗学整体生成的影响表现为:它既使在儒家诗学语境下的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导致了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于是,儒家诗学在赋予文学以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使文学付出了某些思想自由和艺术美感的代价。因此,儒家诗学的实质乃是经学中心主义。     

大众艺术的媚俗性与波普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

大众艺术的媚俗性与波普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杨乃乔阿诺德·豪泽尔（ＡｒｎｏｌｄＨａｕｓｃｒ）在《艺术社会学》（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ｒｔ）中把艺术样式根据接受者的社会阶层界分为三个层面：精英艺术、通俗艺术和民间艺术，其中通俗艺术就是指西方后现代工...     

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在疯狂和自虐中崛起的大陆学院派文学(下)

三在人类文化史上,在每一次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崛起的表象背后都脉动着哲学的生命冲动。严格地讲,如果没有一遁入哲学的思考就贪婪而忘我地扑向诗思之疯狂的天赋,如果没有良好而敏锐的哲学意识,就无法带着一种生存的体验走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空间。值得当代文学研...     

德里达诗学理论解构的终极标靶──论西方诗学文化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的《播撒》一书在《柏拉图的药房》一章中曾设定了“逻各斯之父”这样一个命题。德里达认为：“仅仅一种言说的权力能够有这样一位父亲。这位父亲对于一种言说和活生生的存在来说总是父亲，换言之，准确地说正是逻各斯使我们象父亲一样观察和研究事物。”在这里，我们从德里达的这一诗学理论表达中不仅能够捕获到这样一种困惑：究竟是“逻各斯”使我们象父亲一样在言说，还是我们的言说受动于“逻各斯”之下；我们还可以获得这样一个信息：“逻各斯”渗透在言说中呈现出的权力话语，在西方诗学文化传统中凝固为一个坚挺的逻各斯中心主…     

“立言”与“立意”──从经学透视儒道诗学的冲突与互补

“立言”与“立意”──从经学透视儒道诗学的冲突与互补@杨乃乔$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00037     

比较诗学视域下的儒家诗学研究——兼谈经学信仰与儒者风范及其他

比较诗学研究在当下已然成为中国汉语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流方向。一位比较诗学研究者把西方诠释学及其相关理论的学术背景作为思考的视域,从而达向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研究,实际上,这是给出了汇通于中西诗学且又不同于两者的第三种诗学立场。刘歆早在《三统历》中即厘定了"经,元,一以统始"的本体论观念,较之于老庄诗学的"道","经"是儒家诗学得以安身立命的隐性本体论范畴。儒家知识分子正是据守于"经"的信仰,从而获取圣人之道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1934年,鲁迅撰写《儒术》嘲讽元好问与张德辉恭请元世祖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而在21世纪,儒教却以普世主义的信仰走向了全球化。较之于真正的儒者,那些"以经议政"的公羊学家,当代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遗憾就是介入性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