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俗词的界定考论

关于俗词的界定,乃是开展俗词研究的重要前提。而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异见迭出,观点分歧,至今尚无定论。对此,我们力求在全面考察古代文论特别是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辨,认真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切实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观照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然后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以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以廓清目前学术界对俗词界定或者过窄、或者过宽、或者含糊不清的流弊,面对千年词史的雅俗之辨这一问题试图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回答。     

论宋元话本小说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

宋元时期,话本小说中融入大量词作,不仅是继承前代诗文融合传统的结果,而且是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这些曲子词在话本中起着多种重要的作用,其题材内容及语言风格大抵可用一个"俗"字概括,这与作为通俗文学的朱元话本小说具有一致的审美倾向。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经宋元话本小说定型后,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叶嘉莹先生诗词学中的“兴发感动”说

叶嘉莹先生数十年潜心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博采中外古今文论之长,度越前修而开径独行,创立了“兴发感动”说的诗词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前者涉及感发成因、表现方式、审美境界、审美过程、评赏标准等理论内涵;后者涉及合论“能感”与“能写”、辨析风格与意境、多重比较论析、以“史”的眼光观照词人、融合中西诗论等批评方法。两者对中国诗学和词学实行现代转化而与世界诗学接轨,并构建中国现代诗学和词学批评的新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宋代民间词的城市文化意蕴

缘于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城市文化也随之不断繁荣.由此,宋代民间词大多偏重描写城市生活,充分反映广大市民情有独钟的文化生活趣尚,因而具有丰富的城市文化意蕴.探其大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狎妓饮酒;二是节日民俗;三是游艺竞技;四是祝寿贺喜.     

从《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看语音的发展变化

通过对《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的用韵进行考察，揭示出从中古以来经历明清至现代我国诗歌用韵的发展演变规律：随着各个历史时期语音的实际变化，诗的也必然相反发生变化；其韵部通过不断归并，由复杂逐渐趋于简单。     

词亦"可以群":论宋代南渡唱和词

宋代南渡时期唱和词在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兴盛起来,被词人们广泛运用于交际应酬,充分发挥了表达友情、交流思想、切磋词艺、逞才角技、交游娱乐、宴饮酬赠等重要功用;它向世人昭示:词亦"可以群".南渡唱和词风的盛行,发扬了"诗可以群"的创作传统,增强了词人的群体意识,深化了"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推动了词体文学的更大发展,促进了南宋词创作的高度繁荣,其价值意义不容低估.     

中国文学中心南北移位原因论

中国文学中心的南北移位,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中心与经济中心始终保持一致,与政治中心有合有分,与文化中心有同一性。文学中心的移位也要受战争的直接影响,而特定的地理环境又为文学中心移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史记·酷吏列传》之我见

《酷吏列传》是司马迁采用专题形式深刻反映汉代统治者实行严刑峻法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史传杰作。传中记载了十多个酷吏 ,对于酷吏的为人为政以及酷吏制产生的必然性和它造成的负面影响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述 ,否定了酷吏奸猾、媚上、凶残、骄恣等恶行劣迹 ,也肯定了他们廉洁、任侠、尽忠职守、执法不避贵戚等好的品行 ,可谓是非分明 ,褒贬得当。至于那种认为司马迁全盘否定酷吏及酷吏制的传统观点 ,我们对之应认真加以辩正。     

论董颖《薄媚》大曲中西施形象的创新与影响

董颖《薄媚》是今存宋代三种大曲中最长的一部咏史之作,以十首联章词完整敷演了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历史,成功塑造了西施对越是爱国功臣而对吴则是亡国祸水的双重人格形象,旨在借古讽今,以此为宋代统治者提供鉴戒.《薄媚》大曲在前人所塑造西施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为宋元戏曲的创作导乎先路,对后世以西施与范蠡为题材的诸多戏曲作品,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