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本文——试论周作人的内面世界

周作人研究某种程度上依然被视为“禁区”。周作人太是守护个性生活的完善,拒绝了阶级生活的召唤,除了初期革命所有的自身的缺陷外,对于阶级斗争行为方式的不满是周作人倒向生活天平的重要心理动力。新历史主义追求一种文化上的同谋关系,以构建历史的物质条件为己任,也不回避当代问题与政治潜意识。周作人与新历史主义之间同样具有同一方向上的还原性。     

悲剧的现代体验——徐志摩小说创作论

徐志摩区分出了不同层次种类的情,其中朝向大自然的热情最为显明。其小说呈现了人类遭遇现代后的搏斗的体验,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残酷性和非人性,意在维护情爱的理想,为感情张目;志在揭示平凡生活中的摩擦,不厌其烦地制造习常和平中的悲剧,展现生活中的压抑和痛苦。     

转型与整合——90年代前期长篇小说叙事语境及策略

针对耦合非线性混沌振子复杂的动力学行为,本文将Duffing振子和Van der Pol振子进行耦合,建立了Duffing振子和Van der Pol振子的耦合模型。与单个振子相比,耦合Duffing振子和Van der Pol振子表现出了更加丰富的动力学特性,采用Simulink仿真的方法,通过不同策动力幅值、不同耦合系数、不同频率下耦合非线性振子的相图和庞加莱截面图分析了耦合非线性振子的动力学行为,研究了耦合振子对微弱周期信号的敏感性和对噪声的免疫力,并将此模型应用于微弱信号检测的研究中。     

伟大的捕风——周作人八股文思想略论

周作人对八股文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形成原因、存在动力和社会作用三个方面,八股文与汉字确实有着一而二的关系,其他种类的文字是不可能产生八股文这种文体的。韩愈为周作人所攻击乃在他直接促成了八股文的形式主义倾向。虽然八股文并非韩愈所发明,但八股文的理法却是从韩愈的文中得益不少。弄清楚八股文的来龙去脉在周作人是一种伟大的捕风,无非是讥刺时流,想风气有所转换罢了。     

论刘庆邦小说中的暴虐想像

刘庆邦小说中的暴虐想像可在三个层次上言说。第一个层次表现为美丑对峙,丑掩盖美,同时伴随有不期然的悲剧氛围;在物质主义围剿战的背景下,最富影响力的社会结构模式之一的城市始终在暴虐的关系上建构着农村,形成了反抗意义上的第二个层次;暴虐想像的第三个层次来自于“多数的暴虐”,其能量更加巨大,而言语及行为的暴力尤为惊心动魄。刘庆邦小说纵身时代的选择客观上也为暴虐提供了温床。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新论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当属文明的批判与反思，即东西方文明的比较。废名不满因混乱而生的反动，提出复活古圣先贤的道理。废名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建构于劳农群体的价值体系之中。小说中对于文学的反思首先是在“写实”传统上，矛头直指腐朽、堕落的传统文学。     

周作人文学观念论

周作人坚持理性的现代观,他认为古人的好些思想却是现代人缺欠和不及的。无论常识还是风趣,都有一个大写的人在,都是现代人自由、独立而又丰富的自我写照,这是周作人的人的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文抄公体象征了现代学术批评的规范,同时,征引本身也是广博而宽容的现代观照方式的反映。文体预设了周作人的现代经验,即不求专断的对话,造成复调的效果。     

《莫须有先生传》新论

小说偏重人生之理,废名不欲步传统后尘,大讲历史、崇高之类,而是平视众生,叙写一个日常生活和现代情感的传奇。《莫传》呈现了心灵之理、日常之理与禅宗之理。心灵之理包括两点:一是自我观,二是心灵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日常之理主要体现在人与事上,即以普通人为中心,在日常生活的碎事上铺排,多有炊烟气;禅宗之理得之于心,系静坐深思或静中思虑之意,废名小说似暮霭飘漾,又似烟柳舞风,于纤细、木讷处见神采,和禅宗坐定意趣颇为融洽,实现了禅宗由实入虚、由枯瘠入丰润的自我转换。     

思想与文学的共生——中国现代文学构建举隅

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得益于写实文学观的提倡,文学进化观、"为人生"派等都是文学姿态调整的反映。文学向日常生活迁移。思想革命开辟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新领域,而日常生活文学的生成又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在引领文学回归自身的同时也走进了现代生活的中心。鲁迅、巴金和汪曾祺对于复仇题材的兴趣和书写体现了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复仇表达了强烈的生命诉求,成为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像。鲁迅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痛快和洒脱,巴金却呈现了复仇的现代困境,汪曾祺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或是人类和世界的思想投影。围绕"看不懂的新文艺"的争论是思想和文学协商的又一范例。参与讨论的各方思想不一,态度也不一,因而其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     

论沈从文的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是研究沈从文的重要窗口。新的道家思想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其中“静”的捕捉和“美丽总使人忧愁”的风格尤为醒目。现代批判是沈从文文化心理的另一重要方面,汉人、“海外飞来的蝗虫”、阉寺性等都被他视为堕落,“病”更是他经常使用的意象。解放后,面对“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沈从文从不能适应到对“思”与“信”的反思,最终在回归传统文化中显示出无从驯服的斑马的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