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人民性的问题——与白寿彝先生商榷

白寿彝先生著《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一文(《学步集》),分《杜佑、郑樵史学传统的发展》、《马端临史论的科学因素》、《马端临史论的人民性》三大节阐述。因为《通考》是一部巨大的著作,不便在这一篇文章里进行全面性的讨论,兹且就《通考》人民性的一个问题,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来和白先生商榷。白先生说:“马端临的史论”,“表达出一定的人民性”,“有高贵的民族正义感”,“在没人敢大声儿咳嗽的元代”,“敢于作对现实的抗议”。这种说法,我尚不便同意。     

《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

中国地理之学,虽然发达得很早,但迄未成为一种独立性的学科。班固是东汉时代人,毋怪作《地理志》,只附在《汉书》里面——从《隋书经籍志》以至《四库全书总目》,也都是把地理著作附入史部,而不曾把它看做独立性的专著。现将《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介绍于下。一、撰修最难撰修的《地理志》及其影响《禹贡》,是中国古代地理志的权舆;职方,是中国古代掌天下地图,管四方职贡的官名,这因“天下山川险要,皆王室之秘奥,国家之急务”(《宋史·卷四四吴淑传》)。所以西汉初年,肖何得着秦所藏图书,因而知道了天下的要塞。以后,汉政府又得到了《山海经》,当更有助于了解各地区的地理情况。武帝时代,有关天下的财     

关于宋代重修《唐书》的问题

一、重修《唐书》的原因——以唐为鉴宋朝为什么要重修《唐书》?这当不是无缘无故,而是有一定的政治原因的。当时著名史家刘敞所为仁宗代作的敕词就曾说:“古之为国者法后王,为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观故也”(《直斋书录解题卷4·新唐书》)。“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唐宋之间,虽然隔了个五代,但事势毕竟相去较近,宋代君臣言行动静之应取法于唐代以为龟鉴,也就属于自然之事。所以宋代文史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四权”史观

颐炎武究研历史,诚然是把它当作一种具体学说来对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针对客观现实,以期古为今用,而收经时济世之效的。但他终究是个典型的封建官僚地主的名门望族的世家子弟;在社会关系中所结识的又是与他出身相似,生活相同的徐夜、张尔歧、傅山、王宏撰等人。从而他虽生长于手工业已很发达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江南地区,而他从历史中所总结出来的学说,却是从他的阶级本质、宗族观念出发,不能从经济基础出发;只能从上层建筑出发,企图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共同拧成     

宋代统治阶级在撰修国史上的斗争

宋自开国,统治阶级内部就是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的。而一代国史,又是一代政事组成的主要部分,存之当时,传之后世的。从而对于所记政事、加以美化,也就扬名一时,流芳百世。对于丑恶的政事,给以削除,也就免得播恶当代,遗臭万年。所以宋代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激烈斗争,也就必然导致他们在撰修国史上的严重斗争。现且分述于下。     

点校本《汉书》管见

点校《二十四史》,是毛主席、周总理交下来的艰巨,光荣任务,是校点先生们多年心血的结晶。这的确给广大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的珍视。但自来对古书只进行过校勘,却没进行过标点(《汉书》之有句读,始于明凌稚隆的《汉书评注》,但句读并不等于标点)。校勘工作,既如庭院之扫落叶,随扫随有;而标点又是和校勘相辅相成,而且更是具体而不可稍事疏忽的工作。因而尽管点校先生们都是硕学多识之士,而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终于难免有欠科学性的地方。何况《汉书》“雅赡宏括”,就是马融,是当时曾任兰台校书郎,而又注过《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