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者的自我言说——重读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

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大都以悲剧告终,其原因涉及人物命运、性格及社会根源,多方面展现了社会转型期情爱世界的悲情波澜。小说无论是对封建家长制的批判,还是对情理冲突的揭示,抑或对不可知的命运的无奈,都有知识者对情的自我言说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不是通俗小说而是五四"灵的文学"的先导。     

公共空间、文学场域与现代性——以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得益于在文化市场环境下形成的由报刊、书店、出版社等"公共空间"构成的"文学场域".依靠文化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现代性语境中的写作.     

岁月如歌 记忆似帆——长篇小说《汤汤金牛河》师生谈

《汤汤金牛河》是作者知青生活的记录，作品采取连环式结构，具有散文化的特征，塑造了牛汉国、姜阿翠、麻大哥、黄书记、大老李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透露出人性的丰富，延续了沈从文的抒情诗性传统，力图写出艰难时代中的人情人性。     

改良主义者的穷途与末路——也谈未名社作家韦丛芜及其“合作同盟”实验

未名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社团中的成员韦丛芜,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这种特殊的人生遭际导致后人对他的评价有欠客观公正。未名社的解体,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道德品质、改良思想或工作能力,而是文化市场竞争带来的必然结果。他的"合作同盟"实验的失败,是改良话语对革命话语的让步,是改良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复杂政治环境中的必然归宿。     

游走在公义与律法之间——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的文化解读

侦探小说本是外国的一种通俗小说类型,是训练人的思维的智力游戏,但在清末民初开始输入我国时,人们读出的却是＂人权＂与＂科学＂的内涵。不过这并不能遮蔽本土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合流、游走于公义与律法之间的文本事实。在侠义文化根深蒂固、律法制度很不健全的近现代中国,这大概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市民文化市场的形成与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与发展是市民文化市场、文学运行机制孕育催生的结果。在近代化都市上海,通俗作家生产主体、读者群消费主体、通俗文学作品和期刊、出版等传媒之间的互动与运转,使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繁荣成为必然。     

当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实践及其尴尬处境——读韦君宜小说《月夜清歌》

作为十七年时期的小说文本,《月夜清歌》没有塑造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和先进典型,也没有通过知识分子在和乡村民众的亲密接触中,拷问出了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而是通过暧昧含混的叙事,将乡村颂歌变成启蒙阐释.由于时代政治环境的抑制和启蒙话语本身的缺陷,当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实践由“五四”式的高尚道德义举变成了一场可爱的玩笑并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之中.     

游走在公义与律法之间——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的文化解读

侦探小说本是外国的一种通俗小说类型,是训练人的思维的智力游戏,但在清末民初开始输入我国时,人们读出的却是"人权"与"科学"的内涵.不过这并不能遮蔽本土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合流、游走于公义与律法之间的文本事实.在侠义文化根深蒂固,律法制度很不健全的近现代中国,这大概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十面埋伏》:"心狱"的隐喻与"突围"的可能

中国大片忽视了影片的伦理色彩、人文精神、思想深度,华丽的形式与苍白内容形成了巨大反差,奥斯卡情结、商业化追求和编剧的弱化是导致中国大片如此状况的原因;影片《英雄》摄取了众多中国传统元素,在暴力成为影片的突出场景时却难觅人性人文精神,它混淆了秦王统一霸业与人民和平愿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刺秦”历史观;电影作为一门综合的视听艺术,应该是诗、画、情、思的有机结合,而《十面埋伏》中的爱情恰恰缺乏人性的高贵和情感的深刻;过于强调娱乐性,过于追求风格的华丽与美艳,过度强调感官冲击力,导致《无极》忽略了对善良心灵的建构与升华,丢失了大片语义骨架之精深,没能成就大片的艺术精神境界;作为本土电影,《夜宴》“中国味道”甚淡,“东洋风味的汉文化表达”让观者有种找不到北的诧异,而对传统文化艺术精髓的隔膜和把握上的失控,限定了《夜宴》艺术品格的高度,商业票房意识的无限张扬,终使影片沦入整体空洞和庸俗命运;《满城尽带黄金甲》将精力财力都置于形式的豪奢、场面的恢弘、色彩的绚烂上,却缺乏对于剧本的精心构思,从剧情构思、人物性格到细节台词等,都采取从《雷雨》中“拿来”的拷贝方式,缺乏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