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化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通过论述文化产业的内涵及其分类 ,全面地考察了广西文化产业的现状 ,井提出发展广西文化产业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诸如 :优化资源配置 ,组建文化产业集团 ,搞活旅游文化经济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     

伊斯兰教慈善思想探析

《古兰经》和“圣训”作为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不仅确定了基本教义和教法,而且规范了穆斯林的伦理道德,是穆斯林处理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准绳.其蕴含了丰富的慈善思想与观念,扬善惩恶观、疏捐散财观和扶弱济贫观是其精粹的要旨.因后世清算而散财避祸,进而扶助贫弱,三者互为依倚,紧密相扣,由此构成了伊斯兰教一个完整的慈善思想体系.另外,“六信”、“五功”也包含着慈善之意蕴,并对施舍的行为有多方面的阐述,这成为顺从真主、敬畏真主的穆斯林开展慈善活动的行动指南.     

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

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主要涵括慈善行政法规、慈善团体法规、慈善捐赠及其褒奖法规和慈善税收优惠法规四方面的内容.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慈善立法尚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够完备和系统,立法层次也低,多为法规章程.但是,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仍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南京国民政府慈善立法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规范和引导了民国前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慈善意识.     

高桥孝助的《饥馑与救济的社会史》一书评介

中国疆土辽阔,气候迥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水、旱、风、雹、震、虫灾害无年不有,无灾不烈,以致民国年间西方人称中国为"饥馑的国度".如何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问题是中国历代王朝极为关注和重视的国事.     

大数据时代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及其运用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正逐渐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也给史学研究带来冲击与挑战,中国慈善史研究自然不可能置之度外.在大数据时代,中国慈善史研究要取得重大进展与突破,必须重视慈善史料的挖掘整理与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必须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主题的多元化.基于此,以明清时期的同善会为个案,运用数据库对慈善史料进行检索与研究,获得了一些新发现,这初步展示出大数据时代慈善史研究的前景.     

民国时期慈善立法中的民间参与——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为中心的考察

1927年4月成立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是民国后期上海慈善事业最具广泛影响的社团组织.作为上海慈善界的利益代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对于民国政府的慈善立法活动相当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央与地方的慈善立法.本文以《监督慈善团体法》及其施行细则、《上海市慈善团体财产整理章程》等两个有代表性的慈善法律法规为个案,探讨民国时期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参与慈善立法的方式及其发挥的作用,并借以透视慈善界与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试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

毛泽东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接触新闻工作,初步形成了若干新闻观点,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实践中不断发展。其新闻思想的内涵极为丰富,系统地蕴含了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和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慈善立法:历史、现状及建议

中国慈善立法,从历史到现实都已有实践.历史上,民国政府有过三十余年的慈善立法实践,颁行了一系列关于慈善团体监管、慈善捐赠与褒奖、慈善税收优惠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继受与移植兼容、鼓励与控制并行的两大特点.现实中的慈善立法实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地方政府出台若干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已无法适应中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亟需开展慈善基本法立法.新的慈善基本法迫切需要处理好基本法与其他各部门法关系;明确慈善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理顺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等.在立法内容与方式上,要从理论上弄清楚“慈善”的概念和基本定位;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吸纳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应实行开门立法,打破依靠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局限,让慈善基本法立法公开透明,让公众参与.     

比较视阈中的中国区域慈善史研究——兼评王娟著《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

中国慈善史研究是近十年来史学界新兴的关注点之一,区域慈善史也日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王娟所著《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在着重考察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慈善事业总体状况的同时,初步探讨了南北区域之间慈善事业发展的若干异同,为深化中国区域慈善史的研究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结合评述该著,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区域慈善史研究的区域范围界定问题,分析了比较视阈下开展区域慈善史研究须把握的地域特征与基本线索、区域慈善与社会环境、区域慈善与国家救济、区域与区域及整体等四个方面的关系,并尝试提出了若干研究方法。     

铁路与近代株洲城市的兴起(1898-1951)

20世纪初,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相继建成通车。株洲作为两条铁路的交汇点,在抗战时又由此向西展筑湘黔铁路,遂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铁路对株洲城市的兴起有着巨大推动作用:铁路枢纽地位带来了运输业的迅猛发展,使株洲迅速成为货物转运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促进了株洲近代工商业的起步、发展与繁荣;导致了株洲人口的聚集和街市的扩张。在50年间,株洲由一个小集市迅速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