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两汉王朝对羌族的管理

西汉王朝在对羌族管理上创立和实行了若干行政管理制度,包括设置羌吏即护羌校尉,初置金城属国,建立郡县,以加强对羌族的管理。王莽时期西海郡的设置把汉代西部疆域和郡县制扩大到青海湖地区。东汉王朝也实行了一系列管理羌族的措施,包括复置护羌校尉和金城郡,在河湟地区广置屯田和增置西平郡,设置汉安都护等,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羌族的管理。     

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

东汉王朝的"三绝三通"西域,虽然是东汉与北匈奴军事较量的结果,然而其与"羌祸"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由于河西、湟中、陇右的羌族起义,直接影响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羌祸"对东汉王朝"三绝三通"西域的影响,深刻揭示了西域与河西、湟中、陇右的战略关系.     

西汉“中谒者”考

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西汉“中谒者”这一职官略作考释,提出西汉“中谒者”的称谓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汉承秦制,汉初就叫“中谒者”,武帝至成帝建始四年（前29）,名称叫“中书谒者”,成帝建始四年后,恢复“中谒者”,一直到东汉仍叫“中谒者”名.汉初“中谒者”职掌之一主天子冠服礼制朝祭百事,身份多为士人,其迁转多在郎官系统中进行,约自高后以后,“中谒者”始为宦官承担.武帝至成帝建始四年,以中书令领尚书事,其迁转多在宦官担任的职官中进行,成帝建始四年后,中谒者仍职如汉初,恢复到汉初的秩俸,仍然是由宦者承担.     

河洛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评薛瑞泽、许智银著《河洛文化研究》

蒙文通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版的<古史甄微>一书中提出,中国上古实际上存在着邹鲁、三晋、吴楚或者称之为海岱、河洛、江淮三个系统的文化传统.以传说而言,江淮地区之民族以炎族(三苗、九黎)为代表,传说人物有共工、神农、炎帝、蚩尤等,是一种农耕民族;河洛地区之民族以黄族(华夏)为代表,传说人物有黄帝、颛顼、尧、舜等,是一种游牧民族;海岱地区之民族以泰族(东夷)为代表,传说人物有伏羲、女娲、燧人等,是中国最早的土族居民.以风俗习惯、思想素质而言,"泰族为长于科学、哲学之民族,俨然一东方之希腊;炎族为长于妖祥、崇宗教之民族,颇似印度;黄族为长于立法度、制器用之民族,颇似罗马也."以诸子而言,纵横、法家乃三晋北方之学;道家如老庄以及词赋家如屈、宋,并是南方之学;六经、儒、墨之流,则为东方邹鲁之学.三方文物之各殊,在在可见,固非言史之一端而已.     

从悬泉简看西汉护羌校尉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西汉护羌校尉的设置时间和其属官作了探讨,认为西汉护羌校尉有一个由临时设置到常设官职的转变过程;其属官有司马、从事等.此外,西汉时期还有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其它羌吏,年代跨度从宣帝一直到西汉末.西汉王朝最晚从宣帝开始,就在西北边疆羌族地区建立了包括护羌校尉以及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在内的比较完备的护羌、治羌的边疆民族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