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槃余事》作者考辨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氏尚白斋所刻《考槃余事》四卷,署名明代文学家屠隆,后世学者多认同为屠氏著作而加以引证研究,然书中条目所论对象大多已经重见于前人之作。诸多证据表明,该书作者并非屠隆:其一,是书广泛截取旧作,巧加连缀,造为新编,乃有意作伪;其二,《考槃余事》行文风格与屠隆之文绝然不类;其三,屠隆缺少收藏赏鉴之条件与趣尚。藉此,可判定《考槃余事》应是伪托无疑,后之研究屠隆作品艺术以及思想观念,当谨言慎行而不可笃定为权威凭据。     

何逊卒年研究

何逊是南朝梁代中期文坛的重要作家,通过对其两首晚年诗作<赠江长史别>和<赠族人秭陵兄弟>的作年分析,大体可以澄清其卒年问题.江革天监十八年辞别何逊,离开江州,<赠江长史别>应该作于是年秋天.何逊族人何思澄天监十八年迁秭陵令,入兼东宫通事舍人,<赠族人秭陵兄弟>当作于此后不久的天监十八年深秋.慎重一点的结论是,何逊卒于天监十八年至普通元年之间,笔者则更倾向于是普通元年的早些时候.     

《文选》所录张华作品研究

虽然<文选>仅仅选录了张华诸多作品其中的八篇,但是张华的社会政治实践,个人生活理想乃至人格精神的矛盾分立,已经得到集中系统的表现和体认.在此基础之上审视<文选>选文标准问题,至少可以证明阮元提及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说其实还是谨慎的,也符合于<文选>文本存在的现状.根据杨明先生的思路,我们得出的结论更倾向于"事"、"义",既是指文章之外的写作活动和创作动因,也是指文章之内的思想内容、感情意义等.     

诡诈多端，无蹇谔之节——王戎玄儒兼治研究

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其实很少受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玄学影响,他秉承山涛入世的名士人格理想,代表了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一种实践情况。他怀儒家入世的精神而不婴事务,奉道家俭约的宗旨又广聚钱财,以其人格的二重性说明了士大大兼治玄儒的思想困境,影响了西晋时期知识分子“士无特操”的文化品格。     

刘孝绰与梁代中期文学

刘孝绰作为昭明太子萧统东宫文学集团的首席学士 ,在梁代中期文坛有重要影响 ,这包括他所进行的“文质彬彬”文学理想的探索和文学总集编撰工作的实践对《文选》的启发。同时在他身上反映了士族文人与皇权政治的依附利用关系。但身显名贵的功利目的 ,是造成其文学思想的探索缺乏深入与贯彻 ,与创作实践形成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     

心存事外，与时俯仰——山涛玄儒兼治研究

竹林七贤中,一般以阮籍、嵇康、山涛并称代指,《世说新语·任诞》与《晋书·嵇康传》均作如是提法,山涛在七贤中年辈最高,比排行第二的阮籍长五岁,比排行最末的王戎则大29岁;《晋书·山涛传》云:“(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可见山涛在竹林七贤形     

名教内自有乐地——张华会通玄儒研究

张华作为西晋太康诗风重要作家,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否定张华并蓄儒道的人格与政治表现违背实际政治形势,并非公允之论。张华之死间接原因其实死于“国事”,精神内质类似于嵇康对名教的执著。他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与其他苟且随时的名士们不可同世而论。张华在兼治玄儒的道路上如乐广所言专注名教之内,与“为而不争”的玄学意识互为表里,提供了“崇有”论哲学重新展开探索的实践平台,把名教与自然的调和推向了郭象玄学的理想境界。     

何晏玄儒兼治思想发微

正始清谈领袖何晏会通儒道建立起比较成熟形态的本体哲学,但是深入到“以无为本”的抽象思辨未能完全熔接传统儒家。《论语集解》致力经学玄化开创了学术新局面,然比之王弼则基本仍是汉儒正统立场的延续。史书记载何晏玄学政治观指导下的正始改制言行多有牾,矛盾背后正是时代命题“名教”与“自然”之争。何晏遵循儒术的的政治实践体现出儒术与道体分立的鸿沟,进而探讨圣人情性表现为玄学理想人格构建的缺失。     

张华与王戎玄儒兼治比较研究

西晋著名作家张华与分化竹林玄学的名士王戎，共同行进在玄儒兼治的积极入世道路之上，其源流是正始玄学“崇本息末”命题。然而深入辨析则会发现，这条道路是一段归旨不同的殊途：王戎诡诈多端，无蹇谔之节，而张华尽忠匡辅、弥缝补阙。张华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委命顺理玄学情绪并非是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而王戎入世道路纵诞玄虚，则在根本上其实背叛了竹林玄学虽“越名任心”而忠实名教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