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转变与职能沿传:南宋内藏库的财政实态——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相关记载为中心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相关记载,南宋内藏库“以待非常之用”的一部分财政职能被左藏南库和左藏封桩库分担,内藏库与这些所谓的朝廷财库承担着近乎相同的职能.这种财政职能的让位,与内藏库赋入的变化存在一定关系.史传“天下财赋半入内帑”,只是绍兴末年内藏库管理过于隐蔽的情况下较为夸张的一种说法,随着左藏南库和左藏封桩库的出现,内藏的赋入有所减少.内藏财政角色表面上的转变,并不曾掩盖其财政职能的沿传与发展,但折射出其在应对即时国家财政问题上的滞后性或保守性.     

浅谈图书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和服务理念

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宝库，是社会成员检索、获取知识的重要场所。近年来，图书馆在管理思想和服务理念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其中一个显著的共识就是：在信息社会时代，图书馆的管理思想和服务理念经历了由“以书找人”到“以人为本”的发展变化。笔者认为，图书馆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一方面是图书馆在内部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上应体现出“以人为本、管理创新”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图书馆在其服务上应体现“以人为本、服务育人”的服务理念。     

南宋吴家将弓弩战术再探

弓弩,曾是宋朝与北方草原游牧骑兵交战中的主要兵器。南宋吴家将在宋夏及宋金战役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对灵活使用“弓”“弩”作战有过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体验,遂对以往弓弩战术进行了改良和提升。吴玠组建“驻队矢”使用弓弩“番休迭射”,个体操作弓弩,梯队轮番交换射击,主动出击作战。吴璘发明“叠阵法”组合使用长枪和弓弩,缩短弓弩有效射程,将弓弩战术发挥到淋漓尽致;并且以拒马设障、两翼骑兵护卫,完成阵型灵活变换。吴家将这种以运动战及动静变形阻击战为指导思想的弓弩战术,不仅取得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的胜利,阻断金人入川的计划,有效确保了南宋偏安东南政权的安全,并且为后世弓弩战术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借鉴的可能。     

都市型农业项目开发投融资问题研究

都市型农业的发展一般处于城市地区及其周边地区,以农业产业化为依托、以规模经营为条件,集生产、服务、消费于一体,是随着城镇化、科技进步、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特征明显、功能强大,但项目实际开发过程中,投融资问题却严重阻碍其进度。笔者对目前我国都市型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投融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     

信仰与功利之间:中晚唐文人的狂放心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蔽。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放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超脱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心态,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宋高宗南渡后的政治取向——基于建炎年间几起冤案的分析

宋高宗确立南宋政权之后,即着手收拢军事力量和惩治围城罪臣。在对张邦昌、宋齐愈及洪刍等人的审刑过程中,忠节的传统儒家道德观念被渲染的淋漓尽致,案件进展也大致符合审判程序,但贯通其中宋高宗的意旨,却透视出南宋初年政治的大致取向。相比传统儒家忠节观念而言,稳固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体的政治基础,以及重构皇权支配下的军事力量,当更具时效性。宋高宗在处理围城罪臣的过程中,恰恰着眼的是实际的政治利益,急需面对也是如何稳固政治基础及应对可能变动的政局。     

林业勘察“掌上电脑”显神通

据新华社新疆阿拉山口5月25日电：中国—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25日起正式对中国输油。北京时间3时10分左右，原油开始抵达新疆阿拉山口计量站，标志着中国首次实现以管道方式从境外进口原油。     

“量出制入”与宋代地方财政困境——以宋代内藏财政为线索

宋代内藏财政的私财性质,使其在国家财政分配上突显出强储备的特征。宋代内藏财政收入的定额化模式,尽管并不直接造成地方财政压力,但其对计司财权的侵吞却间接地将财政压力转嫁给了地方;宋代内藏库显而易见的支借偿还模式,却透露出其潜在的收入理路,借此可以勾勒出内藏财政在国家财政分配上的某种优越性;宋代上供与封桩两种财赋收入途径,看似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两种财政的分级管理,实则透露出内藏财权被间接或直接地指向了地方财政。宋儒所虑的"量出制入"思想,发端于宋廷弥补内藏库亏空的表向,却折射出国家计司转嫁内藏财政压力给地方财政的口实。宋代内藏财政的强储备,一方面在应对国家财政急需时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却侵夺了地方财权,造成地方财政困境。     

激情的变奏：创造社作家社团意识的历史轨迹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社经历了诸多变奏。其成员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博弈的结果是,创造社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规训,时代性的团体感情占据了个体的能动空间。创造社近十年发展变化中,个人浪漫主义最初创造了个体自觉的空间,当自我激情释放在同一方向的时候,以反对文学旧势力与栽植创造之花为使命,而个体生存空间与现实恶劣环境的冲突,也不失时机地造就了社员的协作意识;当革命思想蔓延开来的时候,个人主义理想被集体主义12号所淹没,个体激情最终让位给了集体感情。两者较量的结果,不是取决于个体与集体孰重孰轻,而是取决于个体激情的尺度与方向。     

绍兴冤狱与南宋初年的政治变奏

绍兴年间的群体性冤狱事件,并非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常规手段,而是一种游移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政治行为.贯穿于绍兴冤狱审刑过程始终的有罪推定思想,并没有使案发告讦行为及罪证脱离法律规则,即使是结案时的严刑罪名,也建构在即时的法理基础上.绍兴冤狱法律解析背后的政治视点,可以归结为绍兴和议国策的即时实施,从而直接透露出南宋初年宋高宗政权不惜触动道德天平而制造冤狱的政治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