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瑶族民族记忆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的表征及其价值阐释

民族记忆既是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载体,也是彰显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文化表征。民族记忆作为延续民族历史和文化基因的内在根基,通过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建构民族身份、塑造民族形象等形式传承和彰显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特征。以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瑶族民族记忆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并阐释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对培育和铸牢我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人因"--现代灾害的主要致灾源

1999年自然灾害频发,如台湾、土耳其、希腊的大地震,苏丹、柬埔寨等地的洪水,肆虐美国的飓风……据联合国再保险公司的穆尼黑·雷先生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自然灾害数量是60年代的3倍.地处伦敦的格赖恩灾害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分析,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全球地震相对沉寂的时期,人们对地震逐渐放松了警惕,很多富人在地震活跃带大兴土木,人口逐渐密集.因而土耳其等地的地震使那么多人伤亡,亦不足为奇.     

商业银行个人金融服务的国际比较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以代发工资、代收费等业务为突破口,已开发了近40个品种的个人金融服务业务。谁能提供更快捷、方便的金融服务,谁就会拥有更多的客户。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个人金融服务的巨大市场是中外银行竞争的焦点。个人金融服务市场从以往简单地通过银行储蓄存款获得利息并保障安全,已跳跃到支付结算、外汇买卖、临时透支、贷款融资、经营投资和综合理财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这些对国内各家商业银行拓展个人金融服务提出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论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维度

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取向,提出了以“民主共同体”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思想。“民主共同体”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符合人的本性。它是一种“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状态。这是我们理解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前提。     

论中国的法律移植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可谓日趋完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法律移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应注意国外法与本国法之间的同构性和兼容性 ,做到有选择地移植 ;移植过来的法律还要面临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移植法律的同时必须注意植入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精神、意识和观念。从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促进我国法制的现代化。     

原始文学活动与初民社会的共生关系

文学活动起源于人猿相揖别的地方 ,在人类最初的实践活动中 ,就包含着被语言整合的真、善、美意识 ,文学及审美与语言是共生关系。原始诗歌的节奏和原始叙事的逻辑性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 ,但它们不仅具有审美功能 ,还具有多重文化功能。早期文学活动的重要特征是初民们共同创造想象世界 ,想象把人类引向进化的阶梯。     

论发展观的历史形态及其辩证关系

传统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是发展观的两种历史形态 ,传统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惟一目的 ,认为发展的实质是一个经济过程 ,从而混淆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 ,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状况 ,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造成了发展中内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的矛盾。而可持续发展观则是社会、经济、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一种综合发展观。传统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既表现出在发展的内涵及其方式、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尺度、衡量指标、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区别 ,也呈现出在共时态上的依托性、在历时态上的相继性和重视经济发展的共同性等方面的相互联系。     

日本东京大学理工科的学术组织与创新

学术组织创新是学术繁荣的制度保证 ,也是任何一流大学的成功奥秘。作为日本理工科龙头老大的东京大学 ,在二战后 5 0年的发展历程中 ,向世人提供了工程教育和研究中的三种特色鲜明的学术组织模式。这种学术组织模式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重要借鉴意义     

迷茫中的选择 现实中的妥协——对我国刑诉案中证人出庭困境的理性批判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益完善,更趋向于合理。但在具体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怠于出庭逐渐成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的探究,不能仅站在国家管理者的高度凭惯性思考,需要研究者超越历史的局限,从证人对自身重大利益的关切,以及社会强势群体的示范导向和人情社会的惰性阻碍着眼,加以理性地批判。     

四川地区农民持续增收的制约因素分析

根据四川省统计局的历年数据,本文分析了四川省农民收入增长的规律：改革来,四川农民收入总量上呈现逐年增长、增幅减缓的特征;四川农民收入水平在全国的排位下降。宏观经济分析表明,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主要有外部因素如制度障碍、农业投入不足、农资价格上涨等,内部因素如生产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脆弱和农民素质不高等方面。因此,要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必须突破制度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