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本文阐释了从文化因素影响经济发展到结合经济与文化的研究再到“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的学理探索，分析了中西方经济文化学术研究的历史发展，论述了作者多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力图逐步丰富“经济文化学”理论架构的实证努力     

役法斗争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是宋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他历仕四朝,“皆为人主所敬”.是统治集团中颇有声望的人物.他出身陕西望族,其父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号称一时名臣”,司马光深受家庭影响,“家世为儒臣.自髫龀至于弱冠,杜门读书,不交人事.”自宝元元车(1038)中进士甲科步入仕途,至元祐元年(1086)九月病逝,他从地方官作到朝廷宰相,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戴和赞誉.其名望之高,影响之广,在封建士大夫中是罕见的.     

日本文化深层结构研究

中日两国不仅是隔海相望、一苇可航的邻邦,而且有着源远流长、双向互感的千载交流史。东亚文明的基本形态——专制政体、农耕方式以及儒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三位一体,成为中日两国共同植基的背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日本一直悉心学习中国。     

宋代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特征

本文将宋代工商业发展置于中国封建文明史中进行考察后指出,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与专业户的增加,促进了工商业的兴盛和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使手工业发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这迫使宋政府对商品市场进行了适应性的政策调整。但由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局限性使得新政策的实施受到种种限制。终宋一代,在工商业问题上的激烈斗争贯穿始终,展示出当时封建经济生活的历史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体制转化——从建功创业到文治靖国

在中国封建文明史中,宋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汉唐时代的光辉在这里聚焦折射,发散出明清社会依稀可辨的晨曦朝晖。任何一个历史转折时期,都汇集着以往岁月的精粹遗痕,赓续前时的辉煌与衰微;又都蕴含着未来的诸新要素,孕育着新一页历史的萌芽胚胎。正是在远承汉唐、近启明清的历史转折点上,两宋三百余年以其新旧交汇、相斥趋同的独特性质,勾划出一幅冲突与转折的宏大历史画卷。它接续着两种不同的文明体制,完成了从建功创业到文治靖国的变迁。     

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

本文以西部开发为典型个案 ,研究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问题。作者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发展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分析以往发展模式之缺憾 ,强调必须注重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本文通过对我国秦汉以来漫长的西部开发史尤其是 1 949年以来三次大开发高潮的重点分析 ,提出联系民族区域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还试图探索具体实施方略的可行路径 ,诸如将西部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等 ,以探讨在大开发进程中民族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区域经济问题，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受到决策部门和理论研究者的重视，成为近年来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之一。但迄今为止的研究，重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或区域经济布局调整等方面，而对于区域经济经结构与产业发展，尤其是落后地区中的民族经济发展诸问题的重视与研究还是不够的，这无疑不利于区域经济深入发展和“两个转变”的时代要求。本文就上述缺憾提出一些思考意见，并希望引发进一步的探究     

关于《宋史·司马光传》的几个问题

《宋史·司马光传》基本记述了司马光一生的主要经历、事迹。但受修书时间、体例、宗旨以及史臣才具、观点等等局限,不免出现行文失实、挂漏舛讹、事序颠倒等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对本传进行考订。(文中所引《司马温公行状》、《司马温公神道碑》、《司马温公文集》、《司马温公年谱》、《东都事略》卷87《司马光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行状》、《神道碑》、《文集》、《年谱》、《东都事略》本传、《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