掇刀探路官员财产公开

掇刀区试点虽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如何保证改革不因主政者轮替或者主政者理念、决心的变化而倒退甚至流产,的确是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农地大规模流转中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

文章以实地调查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农地大规模流转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发现,在农地大规模流转过程中,当事各方从担保人制度、承包人选择、地租和租期的确定等方面设计了一整套风险分担机制.但由于农村既有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格局未能得到相应的重置和优化,农地大规模流转往往演变为优势阶层谋求自身利益的一个平台.再加上市场行情、管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农地大规模流转的绩效大大降低.众多大户纷纷将土地转手的事实使得农地大规模流转的风险急剧增加.为使农地大规模流转平稳有序地推行,不仅需要设计周密的风险分担机制,而且应该着力改善和优化乡村社会政治环境,调整国家的土地流转政策,禁止激进的农地大规模流转行为.     

拒受越级访能解决问题吗

近日,国家信访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并于5月1日起实施。这个新办法形成于中办、国办今年2月《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之后,使中央的《意见》以及《信访条例》进一步具体化和操作化。应该说,该文件对全国各地方信访工作经验进行了提炼、总结和推广,具有一定的新意。     

农民行动单位与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一个解释模型

农民行动单位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农村公共性程度和农民组织能力的差异,进而形塑出不同的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由于现代性的长期浸润和国家权力的渗透,全国各地农村家族和地方性规范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解体,再加上压力型信访维稳体制的影响,极大地改变着既有的政治机会结构,将导致各地农村再生产出越来越多以个体利益诉求为目标的上访行为。从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探讨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有利于拓展农民上访研究视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论圈层结构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

文章的核心立意在于阐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研究发现,从村庄人际关联的视角出发,支配当前村庄社会交往的规则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伦理规范等公共性规则逐渐被个体居主导地位的新规则所取代;同时,社会分层加剧引起的层级结构也嵌入了农民的交往体系之中。对于这些新变化,建基于传统乡村社会之上的＂差序格局＂理论模型已经难以提供合理而有效的解释。文章试图建构＂圈层结构＂的新模型来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变动的新趋势,认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以个人主体性为主导的＂圈＂和以层级结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层＂。立体的圈层结构成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众多社会政治现象的基础。     

基层信访治理中的“包保责任制” 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 以鄂中桥镇为例

本文以桥镇为个案,运用国家、基层政权和农民博弈关系的三层分析框架,阐释了乡村基层信访治理中“包保责任制”的实践逻辑和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尽管“包保责任制”能够强化包保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访治理工作难题,但监控环境与空间隔离、监控技术与社会基础、监控强度与道义压力这三大矛盾使得这一制度的运行陷入困境,滋生了越来越多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的“目标替代”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了中国科层制运作的三大矛盾,即理性科层制与非理性运作的矛盾、专业化与综合性的矛盾、常规运作与非常规任务的矛盾,并给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本研究强调,在中国基层权力运作中,长期而广泛存在的名实分离的矛盾现象,不仅仅是科层体制内部各行动主体博弈的结果,也不纯粹是一个组织激励问题,而是由科层体制与乡村社会的合力所催生。由此,在推进基层政权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就不能局限于制度建设层面,还要考虑是否具备支撑现代基层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     

打工经济对农村青年婚姻生活的影响

本文在对鄂西南山区坪村的调查基础上，探讨了村民婚姻生活的变迁历程，并重点从婚恋方式、婚姻观念关注了打工经济对农村青年婚姻生活的影响。文章认为，打工经济的兴起为青年农民情感的表达与释放提供了组织条件和独立空间．正是打工经济的大规模兴起而非国家政权或者其他因素在当下中国农村青年的浪漫革命中起着主导作用。文章还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打工经济兴起之前，中国农民的婚姻生活逐渐发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有限的、渐进的，直到打工经济兴起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式的婚姻爱情革命才开始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民的婚姻革命才刚刚来临。     

农田水利的三种模式比较及启示——以湖北省荆门市新贺泵站为例

新贺泵站的变迁史的启示是,能否有效整合分散农户、克服搭便车难题,是乡村水利体制顺利运转的关键.尽管组织模式能够将水利体制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克服搭便车难题,但在人民公社走向终结、原有治理体制解体的情况下,组织模式已经无法继续维系下去.在农户个体数量众多且呈高度分散状态、农民分化程度日益加剧的状况下,水利供给的市场化和合作化都因为缺少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手段而无法对分散农户进行整合以克服搭便车难题.要走出当前农田水利困境,既需要强化国家及其基层代理人在水利供给中的组织者角色,使水利体制嵌入进乡村治理之中,又要求优化和重构农田水利的社会基础,加强农村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培育具有权利义务平衡观念的、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国家建构需求的新型农民.     

在地市民化:农民工返乡的村庄社会后果

返乡农民工从经济、社会、精神和治理等四个层面对村庄社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和冲击。他们正在挣脱村庄社会的束缚,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村庄,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在地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在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与城市市民趋同。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城市化和市民化的状态,是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状态,呼唤国家和社会各界从生产生活条件、福利保障待遇、思想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