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走向一体:民族关系演变中的共生学取向

民族关系的起源和发展有着不同层次的动因,共生优化无疑揭示了民族关系的动力源泉和发展机制。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分配或者说共生损耗与共生能量的分配在民族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中都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能量来源于民族共生体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效生产、交换与相关权益、利益的配置。在动态的视角中,民族共生过程是一个自组织过程,是共生民族共同适应、共同发展、共同优化的过程,也是特定时空中必然优化的过程。在互利性的刺激下,民族之间共同运动,为民族关系产生新的物质结构提供了保证,促进民族关系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和一体化不断演变。     

民族共生理论(方法论)的构建——基于社会生物学的学术共鸣

民族共生关系是一种多层面的民族共同适应、共同发展的优化路径，它要求诸民族在合作竞争机制的驱动下，互惠共生，自行趋优。民族共生关系的存在，最重要的体现是形成一种共生能量。为保障各个民族及民族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建立或进一步完善民族激励机制、民族优化机制、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以及民族关系协调与应急机制。     

清真寺功能的共生学诠释

在共生学的话语场景中,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文化的物质要素与意义载体,在以伊斯兰文化为特质的穆斯林社会中,具有系统意义的主导共生界面属性.根据清真寺的共生界面属性以及在共生系统中的贡献或功效,清真寺功能可分为有序化功能、伺服功能、凝聚功能以及共生优化功能.承载着文化意义的清真寺,强化了穆斯林的知识、情感与伦理道德的融会贯通,是穆斯林社会提高共生效率并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演变的核心要素.     

族群的共生属性及共生逻辑

族群本质上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解读和延伸,存在一种具有普遍规律的共生逻辑结构.任何一种族群的存在形式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及共生环境三个基本要素,共生单元的个体价值是族群形成的基本条件,而共同价值则在族群行为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良好的共生模式具有优化共生界面、扩大族群共生度、加强族内共生效应等功能.族群的逻辑结构揭示,族群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一种自组织现象,是族群共生体在共同价值的驱动下,自我完善,自行趋优,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     

民族共生理论:散杂居民族关系及目标范示研究

本文以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为参照,基于生物共生理论的理念范畴和分析方法,结合生物共生理论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重点考察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的共生关系,并提供了民族共生目标范式以及实现途径.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与各民族的共生互补——兼论“第二代民族政策”

"中华民族"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以及研究中国民族现象的一个核心概念,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共同体而言,与中华民国不一样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延续了"中华"这一象征性表达的基础上,还通过具体的政策、法令和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总体性实践着"多元"的平等、团结和发展,从而把中华民族总体性存在从自在的形态转向了自觉的存在。这种转变意义的内涵在于:中华民族主体在象征秩序的合理性调适及介入下,实现了民族自在实体和自觉实体之间的统一。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市场规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技术和人才援助,加大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技术人才的培养,促使民族发展模式由连续共生的模式向一体化共生模式演变,民族共生介质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更加明显。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一体化共生模式已经基本形成。     

民族杂居区族际互动的结构性特征——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研究视阈

无论一个族群杂居区看上去是多么偶然或复杂易变,一切已知的结构,从决定族群主体性的内在表征到决定关系格局的族群行为,都是一些彼此互动的共生结构。在动态的视阈中,族群共生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物质动因,共生互补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逻辑基础。族群在认知、情感及伦理道德等层面互动的过程中,作为共生意义的族际共享阈应运而生,这也就意味着族群之间因内在必然的要求而自发结成共时性与历时性、共享性与共轭性相统一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当族群共生结构在时空向度上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稳定下来之后,又可以深化为人们能够操作的一套符号系统,特别是当族群作为一种情感主体出现时,共生族群之间具有深刻的自我调适机制。族群共生的过程不仅可能产生新的共生形态,而且能够形成新的物质结构,有利于促进族群关系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不断演变。     

文化的人本寓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非物质文化长期存在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之中,是实践活动的公共产物。从非物质文化到通过社会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最经济、可持续的方式来延续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根据文化的人本寓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并不直接体现于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属性上,而是体现在与日常生活以及外在客观力量的关联互动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依赖于国家在场提供文化传承发展的动力,而国家也必须迎合文化符号的运作规律,特别是日常生活作为文化传承发展场域的必要存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主体间的自觉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连续性和创造力,从而也能克服国家在场的客观性缺陷以及文化主体可能缺席的困境。     

论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超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立场对当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回应,主要是通过揭示“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的范式困境,批判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并深入反思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范式,其旨趣在于使公共服务的战略安排回归到社会发展的人性基石——“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公共服务的具体实际问题,“第三种范式”从公共利益的主体属性及其自由维度出发,要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善违宪审查制度以及完善宪政秩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并从整体上拓展并畅通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途径,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社会准备.     

元身份的政治寓意与共同体建设——近代中国共同体解构与重构的过程逻辑

"元身份"作为一种以自我认知为起点的符号载体,包含着主体间的"爱""法律"及"价值"等承认形式,由此所构成的意义体系奠定了共同体不同层面的关联。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国民"作为一种元身份的基础上,伴着"国民"身份与"子民"身份之间的斗争、妥协及其变异,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呈现出了复杂的张力关系,由此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最终走向。在国家主导的身份实践中,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交换过程,历史与当下、情感与法律、政治与道德获得了双向的意义交流机会。只有当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形成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其主体性才能够得以生成,个体才可以获得必要的意义空间。这也正是现代国家通过元身份建设社会共同体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