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混混对村庄秩序的影响——两湖平原与华北农村的比较

两湖平原和华北农村的外来混混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有所不同.在华北村庄,外来混混可以轻松进村扰乱秩序,并对村民产生强烈的心理强制;而在两湖平原村庄,外来混混进村危害需要与本土混混结成联盟,否则会遇到强烈抵制,村民并不惧怕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华北村庄内缺乏狠人,而两湖平原村庄内存在狠人,他们主要是本土混混.狠人抵制外来混混是基于"势力范围"的逻辑,其动机是维护既得利益.两湖平原和华北村庄的这种区域差异,有其社会基础,可以从村庄社会性质中获得理解.     

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8年9月对湖北省京山县六个村的质性调研,以30年来发生的206起自杀案例为材料,文章对老年人自杀现象展开了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地区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高得惊人,并且还在不断增高。结合转型期中国农村代际关系变动的特征,文章归纳了该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类型,具体分析了老年人高自杀率和高自杀比重的原因,并对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变化趋势做出了预测。     

社会和谐视野下的农地制度

目前,一些学者对农地制度与农村社会和谐的关系存在误解,错误地主张以土地私有化来化解土地纠纷.征地纠纷及其上访针对的主要是城郊农村的土地,牵涉的主要是土地的级差收益,不能作为中国农地制度的经验基础.在户均不足十亩、分为十多块的农地上,农业生产需要农民合作提供公共品,土地私有化会使合作格局崩盘.农用地纠纷及其上访多发,这与取消农业税、农产品市场变动、土地制度预期等多因素有关,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基本无关.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中国农村现实,它赋予村庄集体的治权,能够保证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纠纷的顺利解决,可以真正保障农村社会和谐.     

消费经济时代的乌托邦——评贺雪峰新著《乡村的前途》

贺雪峰教授的新著<乡村的前途>,为当前中国农民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在当今消费经济时代,这种生活方式看起来像一种乌托邦.但在中国当前语境下,这种乌托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农民生活的底线希望.     

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基于宁波农村调研的分析

"人情"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习俗,有着经济互助和社会整合功能。当前宁波农村的仪式性人情正日益丧失这些功能。由于仪式性人情场合的送礼数额非常高,招待客人的酒席标准也很高,处于村庄底层的村民根本操办不起,也无法广泛参与。因此,仪式性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的"表演",中间阶层可以勉力参与,贫弱阶层只能退出。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方式,并异化为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这固然因为宁波村庄内部出现了经济分层,也因为村庄内部不存在强大的内生结构性力量。     

多元化悖论及发展趋势

多元化战略在分散风险和增加企业价值等方面的能力较差。相关多元化的风险要明显小于非相关多元化，这与组合投资理论是相违背的，即多元化经营中的“悖论”。企业应该加强核心竞争力，围绕核心竞争力适度多元化，并利用组合投资理论，通过资本的桥梁作用分散风险，稳定现金流，增加企业价值。     

村落纠纷中的“外人”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落中关于“外人”的纠纷的全面考察，发现村落社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外人”，他们受到了村落共同体特定的歧视性待遇，而村民对此习以为常，并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基于这种生活逻辑，在纠纷中，“外人”常常作为一个符号被人为地建构出来，这是因为在特定的村落文化中，符号是同力量和可利用的资源相联系的。     

现代性、村庄与私人生活——评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少年时“闯关东”,流浪到黑龙江省下岬村,被该村收留,务农7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1986年赴美学习人类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9—2004年,阎八次回访下岬村,对该村进行了持续15年的田野调查,《私人生活的变革》是其研究成果之一,本书获美国2005年度列文森奖。阎以自己在下岬村7年农民的亲身体验和持续15年的田野调查经验,以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进入其中私人生活的情境,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当代农村的爱情、婚姻与家庭关系的形象画面。他对半个世纪以来农民的感情体验,有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其学术分析。现代性与私…     

火化政策的实施与丧葬仪式的变迁——基于江西安远县的调查

宗族文化是否必然会阻碍公共政策的实施,尤其是阻碍具有强制特征的火化政策的实施?江西安远的调查案例可以对此作出回答.江西安远农村的宗族文化保持相对完整,普遍存在一定的宗族认同和祖先崇拜观念,也有宗族理事会组织.火化政策在当地推行非常成功,而在一些宗族文化更为薄弱的地区,火化政策却举步维艰.这种对比挑战了宗族文化会阻碍火化政策实施的预设.究其原因,安远的客家二次葬习俗缓和了火化政策的心理冲击,而传统丧葬的“不卫生”、仪式繁琐弊端早就让农民生厌.丧葬仪式早就发生了名实分离,农民早就想摆脱它,火化政策的实施正好成为他们可以借助的外力.丧葬仪式的改革一旦被启动,就会不断嵌入市场经济的逻辑之中,从而越来越丧失公共性,村庄熟人社会也因此越来越丧失价值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