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复调价值及其实现

布罗代尔认为,理想的历史应该是多声部的。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的出现使基于文献书写的历史的单声部特征显露无遗。口述史不再是现代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发出的声音。以口头陈述为基础的口述史的叙事和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书写都同样是有关历史事实的观念的反映。各具独立旋律的叙事与书写理应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而形成复调历史。这种复调历史并非杜赞奇基于话语分析方法,以解构民族国家单线叙事为目的的复线历史。口述史与历史二者之间互补互益的差异使反思性知识与批判性知识可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检讨并对历史事实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借鉴历史研究方法及滥觞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民族志方法是解决口述史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重要路径。     

何以"当大事"--双凤村丧葬个案的人类学分析

从文化意义框架和社会互动模式之间的不和谐来解释一些仪式中的矛盾冲突的分析方法是极具启示性的。这种分析是对一味强调文化的平衡系统、社会的内部稳定以及永恒的结构从而难以理解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的功能主义的超越,是人类学话语空间扩展。土家族山寨双凤村的一个充满了种种冲突的葬礼,则凸显了文化以及社会内部的矛盾因素是造成社区生活冲突的更为内在也更为重要的因素。仪式的举行还表明了遵守传统规则的必要性,而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遵守规则还意味着制定规则以及改变规则。     

意义之维中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

对方兴未艾的乡村文化产业做出深入的理论思考是民族经济研究的新课题.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一种可以满足多重意义目的的社会发展实践活动.在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乡村文化有可能重归主流文化视野并导致新的文化整合.在不断探寻民族地区乡村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同时,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有可能得到提高.乡村文化产业也会使乡村文化的多功能价值得到实现.     

民族发展的文化基础

中国在 2 0世纪末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涉及到全局发展的重大决策 ,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仅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从世界性的范围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更有意义的。对于如中国西部这样一个基础设施较差资金相对短缺但却拥有众多民族文化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地区来说 ,如何厘清民族发展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如何利用民族文化来发展民族经济就显得意义重大。在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 ,充分发挥本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 ,创立一条适合本民族发展的道路就成为中国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所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     

村寨歌舞展演的路径选择——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歌舞展演的经济人类学考察

基于四年多对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歌舞展演活动的田野观察,本文简要呈现了文艺队的发展历程及存在的问题,认为从日常生活及仪式中抽离出来的"为展演的"歌舞,在现代旅游背景下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产品.表达原有价值观念的减弱及经济利益诉求的加大是这些歌舞活动意义变化的基本方面.村民最终成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展演者报酬递增制度的建立及完善是这类艺术获得发展的重要路径.     

传统的保护与发明

“传统”一词的含义并不因其被不断言说而拥有了自明性。相反,其原初的含义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对传统是什么以及传统被言说的语境进行考察之后就会发现,传统并非某些人类学家手中的古董,传统也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障碍。传统是一个建构与发明的过程,传统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为现实的民族发展提供动力。     

民族文化资本化论纲

文章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审视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发展的关系。对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社会背景 ,现实基础以及社会结构与文化权利、人力资本与地方性知识、文化变迁与发展空间、制度融合与社会发展等一些问题的相互关系展开了探讨。认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活动是民族发展可资利用的一种方式。通过民族文化资本化去获得经济利益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而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些实践活动还有可能是对规范经济运行的规则的修改与制订 ,从而具有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意义。并且认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意义还在于对人类多种可能的生活方式的寻求。     

身处国家边缘的发展困境——缅甸那多新寨考察

处于国家边缘的缅甸那多新寨阿卡人村民的"闲暇"是在低生活需求及没有更好的机会和更高的能力去从事他们愿意进行发展的活动的结果。该村传统组织功能的弱化,传统文化的式微以及诸多发展努力大都归于失败所表明的就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承担其责任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及管理的艺术,向国民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及发展的平台,是身处国家边缘的群体进入国家化进程并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     

遭遇理性的牛——关于红河哈尼梯田景观遗产的思考

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核心区村寨出现的养牛种类单一、数量缩减和雌雄比不均衡等情况是村民经济理性选择的结果。牛的减少是农耕文化景观危机的表征,机耕开始代替牛耕使梯田景观价值大为降低,经济理性的不断成长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全面发展,以提高遗产地的人们的福祉为旨归的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由于国家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保护传承的责任主体,为了实现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世界遗产价值,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更多地以制度化的形式承担起改善当地人生活质量的责任。     

文化品牌与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品牌既是商品的标志,也是人与人基于商品而构建社会关系的符号表达。需求与消费的意义只有放置在一个社会框架之下才能被理解的事实,使得品牌在赋予品牌消费者社会地位及文化身份的同时也对品牌自身进行了定位。文化品牌的建设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方式转换的重要基点。民族文化品牌不仅具有保障消费者权益及文化拥有者权力的作用,而且还具有使人类多元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中并置,并促使不同民族间的社会交往在更加平等的层面上进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