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演化:库拉圈的社会权力

本文从迈克尔·曼“抑制演化”这一人类学命题入手，借用《老子》的某些思想与概念来解读人类学经典案例库拉。作者认为，曼由于材料不足而未能直接使用权力的四个来源解释新石器时代的“抑制演化”问题，而库拉民族志为探讨这一人类学命题提供了机会。《老子》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解释为何库拉宝物和名望都是“不积”的，为何库拉社会可以保持在“小邦寡民”的非文明状态。“不积”与“小邦寡民”使整个社会限制了四种社会权力的积累，有意保持在“抑制演化”的状态。以《老子》解读库拉，有可能为“抑制演化”这样的人类学经典理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作为本土知识的仪式空间--以大理喜洲为例

社会人类学家提出,行政、市场、仪式是三种形成空间的力量.笔者根据在大理喜洲的田野工作提出,虽然三种力量造成了三种社会空间,但只有仪式空间才是当地人的本土知识.行政和市场力量形成的空间因变动不定而脱离了本土社会分类,只能用客位的视角观察到.因此,在探讨空间形成力量之前,研究者应该在主位与客位的视角之间做出选择.     

读罗德尼·尼达姆的象征分类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象征人类学(symbolicanthropology)支配欧美人类学界近二十年,出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人类学家,如列维-斯特劳斯、利奇、特纳、道格拉斯、格尔兹、萨林斯、施耐德等。他们从结构主义、过程论、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等角度出发,对象征问题提出了深刻的看法     

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印度占星术视野中的海啸

本文以印度占星术的实践和话语,特别是围绕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解释为切入点,探讨印度民族主义的两大基石——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其如何在印度社会中调和;从一个他者的角度认识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差别;印度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形塑了科学与宗教共处的现代化模式,现今的公民社会使多样的观点和现实共存于一个政治体制之中。     

被中国西南所吸引的人类学者——那培思(Beth Notar)博士专访

那培思博士认为,作为地域观念的西南具有参照的相对性,作为学术概念的西南正体现出从海外到中国学者群体不断扩大的交流与合作;田野、民族志和文献相结合是认识西南地区文化的地方性、多元性以及表征的复杂性的主要途径,对地方观念以及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讨论,将突破长期以来以族群为西南研究模式的格局.     

对列氏神话研究的几点误读之批评

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在我国学术界颇为知名，但实际上我们对他的了解却主要依赖人的评述。而这些评述往往在一定的误读。本文分析了他人在结构主义、二元对立、比较法三个方面对这位社会人类学家的误读。最后探讨了产生这些误读的原因。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航海者》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与库拉的后续研究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问世以来,英语人类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后续研究。本文在检讨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工作方法的基础上,将他的田野工作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并总结了有关库拉的后续研究。作者提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后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库拉的民族志调查展开的。两者都超越了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功能主义方法,但《航海者》对于今天人类学的魅力所在,仍在于研究他者,在于超越量化手段,在于满足于“片段”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