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深化应用给财务电费核算带来的变化

浙江省电力公司ERP系统自1999年开始实施,2011年省地县一体化ERP全覆盖系统成功上线,包括11家地市局、64家县级供电企业等单位,省电力公司系统各类单位均已达到ERP系统实用化要求.ERP全覆盖系统有效统一了业务处理平台、管理模式和业务标准,为财务集约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信息化支撑.本文讲述了目前信息化深化应用给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电费核算带来的深刻变化,提出了未来信息化在财务深化应用的构想.     

TD-SCDMA建设方式利弊分析基础上的政府决策研究

本文针对TD-SCDMA作为我国3G网络主要标准的两种不同建设方案这个热点问题,首先定义了TD-SCDMA单独组网和混合组网的基本概念,接着分析了两种方式各自的利弊,然后结合上述分析对政府决策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政府决策者提出了建议和相关启示,要以此案例为鉴,提升TD-SCDMA作为3G标准的地位,摆脱跨国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约束。     

底层妇女的命运:当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其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特色在于它与国家民族阶级等社会革命紧密相连，这使得它一方面能够获得全社会的认同从而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使劳动妇女的平等与解放成为整个运动的主体和目标，从而使劳动妇女成为这一解放运动的最大受益群体。但随着阶级斗争向经济为中心的转移，这种妇女解放的模式实际上被放弃并淹没于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在此过程中，前期以底层妇女为主取得的成果开始受到多重挑战，其中，“劳动妇女”成为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并被男性精英和女权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忽略。这种演变过程既是中国特色妇女解放运动成就与局限的反映，也向当前女权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国际私法性质的法理学浅析

国际私法的性质,即国际私法究竟应属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的问题,历来的争论和分歧均着眼于对国际私法规范本身的分析和研究,而问题的实质则应在法理学的层面上才能得到准确的解释。文章从"国内法"论者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国际私法目的的认识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国际私法的性质应当是由国际私法的对象而不是其规范形式所决定;国际私法的目的是要对国际民商事交往当事人的行为予以制约而不是要去解决法律冲突。作者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国际私法应当是国际法性质的法律部门。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的反倾销问题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的反倾销问题金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称总协定）体制是以自由贸易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又称国际贸易自由化，其理论根据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相对优势论”和大卫·李嘉图的“国际区域分工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各...     

词语、文化信息与交流--对英汉"文化限定词语”的研究

词语是语言系统中的要素之一,词语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状态,然而,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因历史、文化等因素,在观察、认识事物时,往往会采用不同的视角,得到不同的效果,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必然会反映到各自的语言之中.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这些民族文化因素也会积淀在语言系统之中.这类携带着文化伴随意义的词语,我们称作"文化限定词语”.这类词语中隐含着文化信息,是我们在语言、文化交流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英、汉"文化限定词语”的语义分析,阐明语言学习不仅需要掌握其形式,更应重视对其隐含文化信息的研究.     

艾略特诗歌的艺术特征

作为英美现代派诗歌和新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 ,艾略特在诗歌创作中不仅注意诗歌内容的选择 ,而且对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也给予高度重视。本文从“意象选择”、“象征手法”、“语言变异”和“音乐性”四个方面探讨艾略特诗歌的艺术特征。     

新形势下如何做好企业综合治理工作探讨

企业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推动转型、跨越发展,必须重视企业综合治理维稳工作。新时期,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持续探索应对新挑战的新方法、新途径,坚持"齐抓共管、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认真履行"维护稳定,平安和谐,安全发展"的根本职责,最终推进企业综合治理维稳工作取得新成效。     

论我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困境与对策

自1995年中国花冈劳工诉日本鹿岛株式会社发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已历经18个春秋,诉讼案达31件,除4例和解外,终审无一胜诉。日本法院晚近判决中,驳回我国民间索赔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已放弃民间索赔;二是已过诉讼时效。据国际法理对上述理由剖析与审定,一方面可知以上二者均背离了国际法原则,进而可助益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另一方面对维护我国受害者及其遗族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二战赔偿问题,根本矫正日本军国主义传统,亦具重大现实意义。     

重庆大轰炸中的日本国家责任从大轰炸受害平民对日索赔的角度分析

上个世纪的“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作为发动战争的当事国,其政府对中国国家及其国民负有赔偿责任.从习惯国际法的角度审视,重庆大轰炸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日本在此次行动中还违反了二战前即已在国际上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规及准则.因此,日本作为这些“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者,同样对中国国家、特别是受害者个人负有国家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