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

1820年霍乱传入江南之后,城市污染的市河遂成为一严重的疾病问题.清末民国年间,在大城市,大量土井和外来人口的存在,使得饮用和使用不洁水源的现象,仍然存在,故霍乱感染人数,仍然相当多.在中小城市,由于生活用水主要依赖江河和井水,也有比较高的感染率.但在某些水流速度较快、水质清洁的小市镇,其感染率则较低.     

明清以来嘉湖地区耕牛的变化——兼论太平天国战争对耕牛的影响

从明初一直到1950年代,桑地耕牛的少见,以及水田水牛的较广使用,构成嘉湖地区耕牛分布景观.这种地理分布的形成,受制于各地区不同的水系情况、土壤条件、作物种类及耕作技术.太平天国战后移民带来的牛耕,虽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的耕作传统,江南的发展依然按照战前的道路进行着.     

疾病史视角下的云南与世界体系 ——以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为例

随着19世纪后半期及其之后红河航道的兴盛、海关的开埠、滇越铁路的修建、滇缅公路的打通,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国际战略地位的变化,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沿边国家间的人流物流,云南在交通、经济和国际格局等方面不可避免地纳入到了世界体系之中。与此同时,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上的鼠疫流行病学前沿知识,迅速传播到原本略嫌孤立的边陲之地;抗战时期所建立的防治体系和所采用的防治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面对查找疫源和防范境外鼠疫输入等新问题,采用了不同于之前的新的方法。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也是云南纳入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海湾环境变迁与黄海鲱中心产卵场内部的变动

明初爱连湾已是黄海鲱的中心产卵场,但由于海湾环境的变化,产卵青鱼集聚区由岩礁向海草海区转移.明代前期系在青鱼岛,明后期之后转移到青鱼滩.这种变动的推动力是车道河所引起的海陆变迁.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河流,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其作用却相当关键.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

民国时期影响西北地区人口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一些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与产妇、婴幼儿疾病，防治这些疾病也成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之后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虽然使烈性传染病对人口死亡的影响较以前减弱，但并未改变其他急性传染病和产妇、婴幼儿疾病对人口发展所造成的影响。１９４９年以后，西北地区才发生流行病学转型和人口死亡结构的根本转变。     

地理环境与近代江南地区的传染病

疾病史视野中的江南是一个疾病丛生的区域。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许多传染病都存在或者盛行。传染病在这个区域的散发、暴发或者流行,与该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尤其是独特的水环境息息相关。就农村而言,稻田、桑田的广泛耕种,广泛施用的粪肥,以及与水紧密联系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疾病生存和盛行的良好土壤。在城镇,环境卫生不良,饮水卫生更不容乐观,同样为疾病提供了生存条件。与此同时,贫民、难民的存在,带来了严重的疾病隐患,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疾病生态的角度重新考量近代江南的历史,江南富裕、繁荣的历史背后却是以民众的健康、生命为巨大代价的。     

政治和自然因素对胶东城市地位的影响

在胶东地区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历史变迁中,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且又是港口性城市的蓬莱与胶州,其发展兴衰深受政治因素和港口自身条件的影响;但各个朝代由于主要矛盾不同,经济、政治和自然等因素在这一地区城市体系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

太平军和清军在浙江长达六年的战争给浙江人口带来巨大影响。在重建战前人口的基础上 ,本文通过对文献记载中的人口死亡比例及战后人口数据的分析 ,以府为单位 ,估算出战争中的人口死亡数。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太平天国战争的性质及传统的历史观进行了新的探讨     

1870-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的死亡登记与死亡主因

上海公共租界由官方主持的现代意义的人口死亡登记,始于1870年。从人口死亡记录的质量来看,侨民较好,华人死亡记录虽然存在缺点,但仍可供分析。1874年到1940年,传染病在侨民各种死亡人数中所占的比重,平均为31. 43%,这与民国时期江南地区一致。华人所占比重比侨民要低,这与统计隐漏有关。从长时段波动性来看,虽然都呈现出平均线上下的较大波动,但华人波动性明显大于侨民,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说明社会变动对于外侨的影响比华人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