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结构: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

危机已成了政府行政环境的常态,这对其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所采用的单一政府决策主体,由于其自身能力与资源的限制而往往导致决策失效或供给不足。尽快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多元主体但却运作联动的网络治理结构,是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这种以高新电子技术为现实支撑的统分结合的网络结构,也必将以其独有的竞争优势而成为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必然选择。这对于推动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决策多元民主进程以及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科学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结构的经济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是不同层次利益的代表者 ,两者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现代社会中 ,两者的这种利益冲突更显明朗化和复杂化 ,因此 ,迫切需要重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结构 ,寻求两者之间的利益均衡点 ,以此来共同增进社会利益     

网络政府建设中的问题探析

网络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模式,在促进政治发展的同时,其所营造的虚拟空间在与政治现实互动过程中,也日益凸现出网络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对网络政府的长足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的重大群体件事件认知与阻断

当前由众多深层社会矛盾积聚而成并日渐多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尤其是重大群体性事件凸显现阶段社会管理的滞后,并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形成了“倒逼效应”。需要在科学、理性认知重大群体性事件的目标、性质和功能的基础上,以社会管理理念的重塑为前提,以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为突破口,以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为根本,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构建更为长效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     

从管理学到公共管理学--历史角度的考量

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科际学科,其学科定位以及与管理学的关系一直少有定论.事实上,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共通中存在着差异,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彼此借鉴,相互超越.这是一个从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主义到新公共行政对公平等社会价值的回归,到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新形式对效率的追求,再到新公共服务对公共服务技术与方式的再造,更到对这些服务的价值取向的重新审视,它们构成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螺旋式递进的过程.在公共管理学逐步成为独立的学科范式的进程中,必须重新梳理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两者间的历史渊源关系,重新考量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价值取向,着重塑造自己鲜明的公共价值取向,突出其公共实践的理论先声这一科学致用功能,并在基于一般管理学但又高于一般管理层面的发展战略高度,构建普适于公共运作的管理理论体系和管理技术方法体系.公共管理学的未来发展将始终以管理学为其母学科定位基础,但不再是全盘地吸收.如何在管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学科,创新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方法论体系和理论体系,使之能够不断应对公共管理实践需求的全新挑战,并在公共价值取向和公共治理变革中引导现实,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摆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定位高度上的重大议题.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危机管理中的政府组织创新

危机管理无疑是现代政府所面临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而传统的政府组织仅仅是对危机作出被动反应 ,其在信息处理、环境感应力等方面的缺陷使其往往成为了危机管理的掣肘 ,而抓住危机的契机进行组织创新 ,建构多元互动、彼此沟通的危机管理网络结构也就由此成为了政府组织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