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管理主体行为与制度绩效研究

中国农地管理的制度设计存在很大的寻租空间,使得不同层级的管理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其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甚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行为存在非协同性,导致不同的主体对农地管理制度创新的动力不同,由此导致相应的制度绩效也存在差别.     

制度租金理论初探

任何制度的安排首先以制度博弈主体的利益出发,通过不断的博弈行为导致不断的制度变迁以满足各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要求.这就使得在制度变迁的博弈过程中很可能存在制度空间,使得主体获得额外的非生产性利益.制度因素是租金与寻租行为产生的更深层次因素,信息的不确定性和对风险的偏好也会影响寻租行为,其短期福利与长期福利无关.     

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演进的历史考察

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促进农地制度和城市土地制度的统一、协调并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实现了两种制度的协调和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其经验,对我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的关系演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合配套改革与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

文章首先对综合配套改革的含义进行界定,通过比较以往改革模式确定综合配套改革的新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分析其辐射效应及其极化效应.基本结论是,首先要在增长极内构建制度长效累积创新机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畅通的环境以实现制度的有效扩散,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发展新模式.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空间传导机制研究

制度创新及其空间传导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主旨。国家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为了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探索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以充分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带动示范作用。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必须要考虑空间因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模型的影响。     

美国农地管理制度及其主体变迁的经验考察与借鉴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已经进入城市化稳定发展时期.但是美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土地利用、农地管理效率低下、农地过渡非农化等问题.对美国农地管理的历史演进与主体行为变化的总结与分析,对提高中国的农地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土地集约利用、土地征用与农地市场化——以天津为例

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后,城市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以及农村对城市土地的供给矛盾日益激化,这一点在中国尤其突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决定了城市对土地需求的刚性[1],而对应的,采取存量土地集约利用或是增量土地征用来满足土地的刚性需求,则不仅代表了城市化发展的模式,也深刻影响了城乡财富的分配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动,本文以天津为案例解析土地集约利用、土地征用与农地市场化的关系,并探讨了相关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案,为相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解释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涵义深刻,设立背景与以往改革模式明显不同。其作为制度内生的增长极发挥相应作用的基本前提是足够货币资本的投入。构建的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辐射效应及极化效应表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要构建制度长效累积创新机制,更要建立畅通的环境以实现制度的有效扩散,要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发展新模式。     

基于现行产权制度的农地流转经济绩效分析

农地流转市场由市场主导的农地租赁市场和政府主导的农地租赁市场组成.两类市场虽各具特点,但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村土地地权稳定性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新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土地储备制度的国际考察及其启示

国外实行土地储备制度最早起源于1896年的荷兰,到20世纪初期,瑞典也开展了土地储备工作,随后匈牙利、比利时、丹麦等十余个欧洲国家都实行了土地储备制度.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多黎各、美国的纽约、夏威夷等部分地区也推行过类似的土地储备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土地储备制度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运行模式,本文对国外土地储备制度的一些成功经验进行简要介绍,以期对我国正在推行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