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与宗教

进化论与特创论之间的争论没有也不可能分出胜负，因为双方都不是完美的对生物的进化所做出的科学解释，尽管双方都竭尽所能地为自身提供“合理”的论据和理由。然而当今的达尔文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那份企图征服世界的狂热，却似与宗教信仰人士对待宗教的态度相等同；达尔文主义者除了提供关于物质世界的信息外，还一直在试图说明这种盲目的自然“创造”故事在精神上及道德上有什么后果，从而进化论必定要成为宗教。     

否定之否定规律解剖

“事物从总体上看是发展着的”的说法是一种缺乏事实分析的笼统的哲学概括；以静态的“存在”概念作为逻辑起点，是不能揭示变动不居的客观世界的；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不完全是事物进行“内在否定”的结果，而是“外在否定”同“内在否定”协同促成的结果；事物发展的单线式、循环式的“三段式”道路是与现实不相吻合的；发展不是决定论式的，而是取决于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具体情况的。     

关于达尔文的一个再思考

达尔文的进化论充其量只是一种哲学的假说，而非科学的判据；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很难为人类赢得必要的自尊。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轻易地终结“这个生命观”。因为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生物学以及各种形式的现代唯物主义者对进化论的诠释和利用，进化的概念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学说。使它彻底过时的方法只有一个：找出更多的反对它的证据并建立一个比它更具说服力的理论。     

超越达尔文的进化范式

本文认为 ,在对生命进化的解释上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被证明为不科学 ,而且也很难为人类赢得必要的自尊。而以现代自组织理论为基石的关于进化的一般范式 ,诸如目的性、非确定性的世界解释、共同进化论等则为生命进化提供了一种较好的解释。     

关联与融合:复杂性探究方式与马克思主义

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幅世界自组织演化的自然图景 ,而且也提供了一个观察自然和社会的新角度。这种以非线性思维、整体思维、关系思维、过程思维为其主要特征的复杂性思维的出现 ,是一次极大的思维方式的转换。作为“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蕴含了这一新型的思维路径的底蕴 ,但二者毕竟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因此在整合复杂性探究方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关于社会演化系统的一般性方法论 ,应包括社会整体观、社会结构观、社会层次观以及社会协同演化观等。     

直觉决策及自我反映诊断

西方哲学家所主张的直觉认识都是建立在逻辑理性思维已经非常发达的基础之上的。东方哲学家中直觉认识方法的理性化成分要少得多。直觉顿悟是一种兼有再现与创造双重特点的思维认识方式。在决策过程中,理性的逻辑的方法与直觉的方法是互补的。当决策过程中不确定性程度很高时,当几乎没有先例时,当变数不可能被科学地预测时,当事实不能表明解决方案是否合适时,当时间有限时,当几种选择都似乎可行时,以及失败成本非常大时,等等,往往主要依赖直觉。这种直觉基于在无意识中的大量的隐性知识储备。纠正直觉决策的局限性有赖于自我反映诊断方式。     

复杂性科学: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

本文剖析了当代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所引起的思维方式的变革 ,诸如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从还原论思维到整体性思维、从实体性思维到关系思维、从静态逻辑分析到过程思维等 ,并对复杂性思维这一新兴的跨学科方法论进行了扼要的概括与阐发     

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及其问题

由于达尔文进化论所描述的进化过程没有明确的目标,因而它承担不了说明和指导道德行为的重任。在生物学决定论问题上,社会生物学提出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在实际中很难分清到底是遗传还是环境塑造了人的品性。当今对人类独特性的刻意标榜与人类主体性意识的极度膨胀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将人类当做自然的一个环节,才有望避免由于人的主体性意识的无限膨胀而造成的种种不良恶果。那种将进化当成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发展过程的观点,既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是现代的科学成果,而不过是启蒙运动以来所一直信奉的乐观主义进步论而已。     

社会规律之辨

当前人们在社会规律认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误区 :对规律的确定性僭妄 ;对纯粹“客观”规律的诉求 ;唯理主义倾向 ;过分强调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之间的差别。人们对规律的把握只能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 ,任何超历史的规律从根本上讲都是不存在的。客观性即主体间性 ,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特征 ,只能确认自身的状态。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之间有内在统一性。考察历史发展规律必须联系具体的历史发展时期 ,否则极易陷入抽象的思辨和形而上学     

在生物进化与人类进化之间

由于人类的进化已日益集中反映在文化的进化上 ,从而使得它与生物之间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方式。对于属人世界的生物进化来说 ,既存在自然选择式的客体中介 ,又存在社会选择式的主体中介 ,在当今世界所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和各种“人类危机”面前 ,我们更需要确立和谐型的社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