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华早期医疗事业论略

:1834———1887年是近代基督教医疗事业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一事业之所以在近代中国产生,与基督教的宗教本质、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中国的医疗卫生、生活环境、西方社会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中西社会交互作用的产物。早期教会医疗事业以1860年为界,分为初创时期和初步发展时期。教会医疗事业的早期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

国民党与教会医疗事业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基本上是对国民党1927年前态度、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抗战争前,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政策。它将教会医疗事业纳入中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在一些方面从国家主权的角度将其加以限制。同时,为了本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国民政府还对教会医疗事业加以支持和利用。国民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其不足之处。     

律师利益意识的应然状态探析

利益意识影响律师的现实利益行为。基于“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认识角度,律师利益意识的应然状态应当是个体利益意识与整体利益意识的结构平衡。这一构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原则上：一是在利益意识的主体结构上体现个体利益意识的适度收敛或限制;二是在利益意识的内容结构上体现物质利益意识的适度收敛或限制;同时,整体利益意识应是律师利益意识的核心。此外,从律师职业的法律性及律师职业伦理两个方面可以推导出该构想的合理理由。对律师利益意识应然状态的探讨,有助于律师业的良性发展。     

试析曾国藩的基督教观

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基督教是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传入近代中国的。因此,宗教文化与政治成为近代中国人看待基督教的两个重要视角。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曾国藩对基督教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卫道＂对抗到正视其宗教地位的过程;从政治的角度看,曾国藩主张承认传教特权、限制基督教约外侵权,最终希望修改传教条约。总体而论,曾国藩的基督教观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自身的缺陷。     

试论律师的消极性利益意识及其抑制

律师消极性利益意识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消极性利益意识,主要表现为对物质利益的过分追逐和对个人利益的过分关注。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在内部,有职业理想的模糊、职业理念的偏差以及职业伦理的缺失等等;在外部,有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外在职业环境的不完善以及监督管理机制的不到位等等。抑制律师消极性利益意识,须强化自律意识、完善他律机制。     

大学·乡村·卫生:1927—1937年间中国大学的乡村卫生建设

1927—1937年间,一批中国大学在民族复兴运动的影响下,积极从事乡村卫生建设的实践。它们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别,即直接的乡村卫生建设模式,以及作为分支的乡村卫生建设模式。这些模式形态各异,体现了各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现实诉求。它们在实践中弥补了乡村医疗卫生的不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这些大学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无法取得理想中的目标。     

清季官吏制度变革的历史影响

清季新政时期 ,清政府对官吏制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这对 2 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变迁产生了很大影响。官吏制度变革促进了中国官吏制度的早期现代化 ,对中国人思想观念变迁以及社会分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 ,它加深了清季社会矛盾 ,进而对 2 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

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发生了较多联系。除一些教案对教会医院产生影响外,教会医院有时还引发教案。因为教会医院所传播的基督教和西医与中国的文化、习俗完全不同,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案的发生。列强的侵略也是教会医院引起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以上二者之外,中外利益冲突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上述诸多因素中,有时是一种原因,有时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导致了教案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教会医院并不必然引发教案。     

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医疗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原因,医学传教对民国对外交涉只有微弱的影响,仅表现为有限的个案。     

近代苏州的教会医疗事业

基督教在近代苏州传播过程中，教会医疗事业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监理会等差会不仅创办医院，而且进行医学、护理等教育活动，对近代苏州社会的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