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敢期延岁月,湖山倘许小盘桓——唐长孺教授学术成就及治学方法略述

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唐长孺教授,因久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4年10月14日逝世,享年84岁。唐长孺教授自1944年受聘于武汉大学,到1994年遽归道山,在我校执教整整半个世纪,将自己的卓越才识全部奉献给了武汉大学,奉献给了我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唐长孺教授学术成就卓著,誉播海内外。他的逝世,使我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为缅怀唐长孺教授,本刊特发表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全体老师为悼念他而撰写的一组论文。因本期篇幅所限,朱雷、黄惠贤、陈国灿、卢开万、牟发松老师的论文第五期刊发。     

王融《上疏请给虏书》考析

《南齐书》卷47《王融传》载齐武帝永明中,北魏遣使向南齐求书,结果“朝议欲不与”。王融上疏力主赐给。此疏严可均收入《全齐文》,题为《上疏请给虏书》,今仍其名。下面就有关此疏的几个问题略作考析。(一)关于北魏遣使求书的时间《王融传》中未记载北魏遣使求书的具体年代,他书亦不见载。本传记融“上疏请给虏书”事后,接着是“永明末”奉齐武帝命主持《汉武北伐     

著书敢期延岁月，湖山倘许小盘桓─—唐长孺教授学术成就及治学方法略述

著书敢期延岁月，湖山倘许小盘桓─—唐长孺教授学术成就及治学方法略述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深切怀念唐长孺教授编者按：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唐长孺教授，因久病医治无效，不幸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４日逝世，享年８４岁。唐长孺教授...     

唐玄宗朝土地关系的矛盾及其调整略论

均田制与现实土地关系之间早就隐含着的深刻矛盾,在唐玄宗朝已积累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面对这些矛盾,玄宗朝曾努力加以调整。先是多方采取措施,竭力挽救、维持均田制。当种种挽救措施回天无力时,又转而进行一系列适应现实土地关系的改革、调整。这些措施并非全无成效,但由于改革不彻底,加之玄宗晚年的昏庸与奸相弄权,旧的矛盾非但未能解决,还出现了新的问题。随着以安史之乱为契机的统治危机爆发,终于导致赋税、土地制度更为彻底的改革。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玄宗时代实力其转折点。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唐代的“南朝化”,是由陈寅恪先生最先提出、后经唐长孺先生加以系统论证的一个命题。它指唐代中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南朝当年历史发展方向的继承。这样一种南朝化倾向,可以上溯至隋、唐初以至北魏孝文帝时代。南朝化倾向就其形成动因及主导者而言,可大致分为国家主导型、非国家主导型和综合型三种,其形成动因来自社会,但有待于国家的肯定。     

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涵义为中心

周人创生的新天道观,将神秘的天命还原为民意、民心,成为以后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张本,并最终形成以民众/民心和声教/礼义为主要内涵的"天下"范畴体系,对应于或者相当于今日的"社会"概念.天下作为民众/民心的体现,声教/礼义的载体,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福祉的公共领域,被视为人类社会组织中最大、最高的单位,代表着社会理想、伦理价值的文化道德空间.大一统中华帝国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都是以声教/礼义即文化认同为先导、为基础的.天下所体现出的公共性、文化性、道德性乃至超越性,使她在价值判断上优先于国家,并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合法性的本源.     

鲁褒《钱神论》的产生与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谨以求正于胡寄窗先生

鲁褒《钱神论》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资料。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胡寄窗先生在他的几本专著中都曾提到这篇短文。但胡先生对鲁褒《钱神论》产生时代的断定,以及对它所反映的商品货币经济状况的估价,笔者不敢苟同,并不惧疏陋写了这篇求教之作。     

东汉后期士风之转变及其原因探析

~~东汉后期士风之转变及其原因探析@牟发松$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李磊$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

两汉士风及其主体历经数变。尚武、犯禁的战国卿相之侠,以聚养私剑、藏匿亡命为特征,见养、见匿者渐亦被称为侠,非徒因见养、见匿者亦有所养、所匿,主要还是因为养者、匿者与见养、见匿者已结合成一个利益相关的社会群体。秦汉之际及西汉前期,闾里布衣之侠成批出现,根源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剧烈变化。当时的职业游侠以外于体制或反体制为其基本特征,体现为一种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人格和行为方式。西汉中后期,游侠群体出现由侠而儒的"变节",过程曲折往复,变节者往往未脱侠质,实为"儒侠"。两汉之际游侠儒教化大体完成,但侠风犹存。肇因于与宦官的权力斗争,深层次根源则是察举制度,致使士林由名节而苦节,形成侠气张扬的婞直士风及其主体——本文号为"侠儒"的党锢名士群体?婞直而权谋,从苦节到诞节,则是魏晋名士的形成过程。     

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奠基于汉高祖的汉代乡县三老制度,确立了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双重身份和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领袖地位。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功能,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老制是汉代地方统治体制设计中的高明所在。两汉长治久安,号称盛世,与这类政治设计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