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苏轼一生与《庄子》有着极深的渊源,具体表现在:一、在文本形式方面,苏轼把《庄子》中的寓言、典故、语句纳入自己的文学创作,并学习《庄子》的句法,暗引庄子的格言,使作品显得活泛而妙趣横生;二、在行文、构思方面,苏轼深受《庄子》创作风格的影响,形成了幻化多变、奇诡恣肆、化虚为实、虚实相生的创作风格;三、在艺术境界方面,苏轼追求《庄子》式的拙朴、雄浑的诗境。     

《白鹿原》人物形象的人格治疗学意义探微--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中心

文学是“人学” ,《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的“心灵秘史”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其上升到文化原型符号的高度 ,揭示人类个体人格发展中的悲剧。其中白嘉轩、鹿子霖的人格悲剧是人格面具过度膨胀的悲剧 ;他们的生命历程对当今个体人格的的健全发展具有一种人格治疗学意义 ,从而形象地印证了“文学是论心的工具”这一论断。     

略论司马迁的好奇与《史记》叙事之奇美

楚文化的影响、时代精神的熏陶和特殊人生遭际共同促成了司马迁“好奇”的审美倾向 ,从而使《史记》在叙事风格上充满奇异之美 ,具体表现在 :为“倜傥非常之人”立传 ;夸张虚构情节 ,制造传奇色彩 ;有意采撷荒诞不经的神灵怪异之事 ,制造神秘感 ;乖离史实 ,突出奇人。     

研讨“陕军”历史征程 聚焦“三农”题材创作——陕西文学创作研讨会综述

适逢《延河》杂志创刊50周年之际，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和《延河》编辑部联合举办的“陕西文学创作研讨会”于3月28日在宝鸡文理学院召开。来自《延河》编辑部、宝鸡市文联，以及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的作家、评论家、学者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延河》杂志与陕西文学     

经典的穿越与对接——《再别康桥》与《关雎》之关系发微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经典名篇,《关雎》与《再别康桥》自问世之后,一直传唱不衰。从诗歌主题、意象选择、创作风格三个方面比照两首诗作可以发现:《再别康桥》对于《关雎》的承继绝不仅仅是在用典,这两首相距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在艺术精神上是如此默契,《关雎》的情意、《关雎》的美穿越了时空,在现代大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有了一次完美的对接。     

人类向善求美的神话寓言──《白鹿原》主题象征意蕴探析

《白鹿原》以“白鹿”意象为中心,以白灵和朱先生形象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意味的神话寓言。从而通过神话理想与历史进程的悲剧性冲突烛照了人性的负面,呼唤着人类向善求美的集体无意识的伸张。     

西汉娱乐之风昌炽的时代动因

西汉俗文化的昌盛为史家之公认,它与汉代崇雅的文化大传统相并行。西汉俗文化的盛行集中表现在娱乐之风的昌炽。考察西汉娱乐之风昌炽的时代动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雅乐衰微,楚风劲吹,这一文化背景为娱乐之风的勃兴提供了肥沃土壤;二是皇帝雅好,身体力行,皇室成员成为娱乐之风的强劲推手;三是炎汉盛世,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的激增促成了娱乐之风大炽;四是经学昌明,神话政治,歌舞娱乐发挥着安世化民的政治功能。     

人格在道、政、学之间挺立——北宋儒学思想史视域中的苏轼刍论

苏轼作为北宋"蜀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人格形成有着深远的儒家思想渊源和深刻的时代思潮背景。在道的层面,他坚守了以孔孟之道自任、志在批判、议论不随、勇于担当的士君子人格;在政的层面,他发扬了儒家仁民爱物、志在兼济的人文精神;在学的层面,他从肯定个体情感出发,以社会整体性与个体多样性相统一的致思方式来诠释儒家经典,从而构建了一种性命自得、以诚明而达致中庸的理想人格境界。苏轼融理论思想和生命实践为一体,将道、政、学三元统一的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中国传统儒学的人格理论演进历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科学与神学的纠葛——兼论张衡科技成就与东汉神学政治之关系

本文以张衡为个案,考察其科技成就与东汉神权政治之关系,旨在说明在中国古代,科学与神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非对立而是呈现出相容相生的状态,科学作为神学的附庸,比附杂糅于神学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神学还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广泛的土壤和空间,给予科技不断的刺激与启迪.     

阮籍人格建构的文化阐释

阮籍人格由三重构成，即作为传统儒士的真实自我，作为魏晋名士的现实自我，以及作为文学家的理想自我-“大人先生”，这三重自我之间张力的失衡。导致了阮籍人格的焦虑与分裂。这种士人人格在士大夫文化史上具有典型性，其中所包涵的现实悲剧，人生伦理以及内在超越精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人格向审美人格的生成，生存智慧与诗性智慧相融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