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对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

农村税费改革对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乡镇政府的社会汲取能力下降 ,社会服务能力、社会规范与社会控制能力弱化 ;村级收入大幅度下降 ,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村庄秩序维持出现一些空白 ,提留的征收使用办法的改变实际上是否定了村级组织作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者的地位 ,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对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 ,包括建立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共财政制度 ,统一城乡税负 ,强化村民作为纳税人的现代公民意识 ;改革公共服务制度 ,加大政府对乡村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 ,对城乡居民提供平等服务 ;改革传统城乡二元教育制度 ,真正给予农民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     

资源缺失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顿挫

中国早期现代化之所以步履艰难 ,主要与当时的资源缺失有关 ,这种资源缺失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近代中国国家权威的衰微难以满足早期现代化对国家权力资源的内在要求 ,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则是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启动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二是严重的财政资源危机使得国家无力投入早期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 ;三是中国当时的人力资源状况与早期现代化的要求相距甚远 ,主要表现为人口整体素质水平低下和专业科技人才匮乏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国家权力状况探析

国家权力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处于一种弱化状态，晚清时期中央集权的衰微、北洋政府时期的分利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的软政权以及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分散状态等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与曲折。     

村民自治架构下的中国乡村政治发展

２０多年村民自治的实践，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发展的目标主要包括政治民主、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化等，笔者拟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村民自治对于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乡村杜会的政治制度化已初显 端倪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指政治组织、政治运作和政治程序获取价值和稳定的过程。对于中国的乡村社会来说，乡村社会的政治制度化就是指将乡村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运作置于相关的制度规范的约束之下。中国村民自治已经从初始时期的自发自治状态发晚到今天的具有一定制度化的初级阶段水…     

北京市村民自治地方立法研究

地方立法为北京市村民自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规范 ,但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地方立法的整体性推进稍显滞后 ;有些法规可操作性不足 ;规约不规范、形式化等。对此 ,本文提出了以下改进意见 :丰富村民自治的地方法规类型 ;提高法规制定主体的层次 ;细化关键性的程序 ,增强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 ;提高村级规约的水平。     

宪政制度与现代政治合法性

宪政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以宪法及相关法律规约政治权力的获得和具体运作，赋予政治权力程序合法性和运作合法性。契约论的本质在子表达民众的同意，这是宪政制度生成的内在逻辑。民主选举从根本上赋予政治权力程序合法性。有限政府强调宪政制度对政治权力界限的界定以及政治权力对这些界定的遵从，这将赋予政治权力具体运作上的合法性。     

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村级治理的模式选择

在长时段的政治发展进程中 ,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是协同增长的 ,国家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运作范围的扩大、运作过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效运作水平的提高 ;社会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强、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目前 ,国家权力主导乡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改变 ,乡村社会力量的发展很不充分 ,自主性不强 ,难以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以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来构建中国村级治理 ,既要以制度来规范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方式和权限 ,又要重视培育社会自主性 ,壮大社会力量。     

评《事业单位社会化与民间组织发展研究》

好的学术著作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强烈的问题意识、规范的研究方法、创新性的观点,等等。笔者认为赵立波所著《事业单位社会化与民间组织发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就是具有上述特点的一部好书。     

有效性: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基础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一般包括三个方面 :意识形态、宪政制度和有效性 ;现代政治权力在强调宪政制度作为合法性的根本基础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有效性在自身的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 ;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宪政主义 ,还是在新兴民主化国家 ,有效性都对现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 ,一般来说 ,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大致的正相关联。     

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与未来

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粮食生产持续下滑;农民负担久减不轻;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社会秩序状况堪忧,民众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关系日益紧张,群体性抗争事件多发。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在政治领域中推进村民自治;在经济领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这两项制度设计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未触动三农问题的根本。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体制上入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公共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等方面使农民享受平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