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主体人格否认制度的构建——从单位犯罪相关司法解释谈起

为了避免重罪轻罚、有罪不罚,维护单位犯罪的基本理论以及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理念,契合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然而,一人公司在我国的合法化却使该解释无所适从.我们应以此为契机,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引入刑法领域,构建单位犯罪主体人格否认制度,以正确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     

论刑法禁止令的司法适用

刑法禁止令制度在两年多的司法实践中运行良好,但是如何准确地把握禁止令的适用条件、确定禁止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宣告禁止令应当具有必要性和关联性,禁止内容应当具有明确性、相当性和可行性,使得在充分发挥禁止令管束作用的同时不过分影响罪犯的正常生活。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刑法之路

风险社会的安全形势愈演愈烈,安全政策日益强化,安全价值地位提升,进一步促使当代刑法更积极、主动地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安全刑法是因应安全政策变动的产物,显示刑法功能的侧重点,但应警惕并消解与自由刑法的紧张一面.预防性刑法观念应运而生,为当代刑法功能的适度扩张提供教义学导向,但应审慎把握.立法的活性化是安全政策导入刑法后的突出表现,夯实刑法立法的反应能力,与象征性立法的胶着映衬出刑法工具属性的认识偏于两极化.总体国家安全观勾勒当代刑法重构安全保障体系的基本线索,当下需围绕热点重点安全课题,有序构建反应机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生产"应急性刑法保障需求成为刑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样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应急性安全保障的基石.民法典的实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加深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渗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基本制度.刑法与民法典的衔接又是新一轮的检验"大考".     

论《罗马规约》规定的危害人类罪的前提要件

“广泛或有系统地对平民人口实施攻击”是危害人类罪成立的前提要件。所谓“广泛”,应从攻击行为的规模和受害人的数量两个方面来界定;所谓“有系统”,只要揭示出其“组织性”的特征即可,不能包含“政策”的要素;界定“对平民人口的攻击”时,应注意攻击与政策的关联性和攻击的持续性。在确定受害者是否为平民时,必须考虑犯罪实行时该人所处的特定境遇,而不仅仅是其身份。《罗马规约》删去了危害人类罪定义中的“武装冲突”要件,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归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核心犯罪的入罪门槛,显然违背了国际刑事法院成立的宗旨,进而为粗暴地干涉一国主权留下隐患。     

海峡两岸商标犯罪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商标犯罪立法各有其长短,主要表现在:大陆采用法典式的立法模式优越于台湾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方式;台湾商标法第82条规定的犯罪几乎可以为刑法典第254条的规定所包含,其必要性值得质疑;台湾没有把销售非法制造的商标标识的行为犯罪化,是立法上的缺漏;台湾刑法将擅自使用与他人的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标识以及侵犯他人服务商标的行为也作为犯罪处理,值得大陆借鉴;台湾刑法对商标犯罪规定的带有上限要求的罚金刑比大陆所采用的无限额罚金刑合理,但这种普通罚金制易受币制改革和经济状况的影响,从完善的角度看,海峡两岸立法应采用倍比罚金制。     

论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的界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典中的行政犯罪不断增加,行政违法行为也在不断增多。行政犯罪和行政违法行为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由此导致评价的不同和法律责任的不同,关涉罪与非罪的界限,因而两种行为的界分显得非常重要。应坚持保障功能和保护功能相协调以及公正和效率兼顾的界分原则,把握以危害程度的轻重为基础、以行为违法类型的不同为必要补充的具体界分标准,对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合理的界分。     

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意义

《罗马规约》的通过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 ,与《联合国宪章》正义、和平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在国际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 ,《罗马规约》为国际化法治进程提供了发展契机。对于惩治已然犯罪的实然性、威慑未然犯罪的应然性方面 ,新诞生的国际刑事法院作为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缺失的弥补 ,会成为国际社会惩治严重国际犯罪的最佳法律武器。     

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以言论自由为例的解读

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必须实现刑法保护,刑法对宪法权利的保护存在直接保护与通过限制宪法权利滥用而进行间接保护两种方式。从以言论自由为例,对宪法权利如何实现刑法保护进行的解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权利保护,乃是宪法与刑法的最大交集。     

国际刑法渊源合法性论要

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法的分支 ,作为多种规范的集合体其渊源虽与国际法大体同出一辙 ,但呈多元性。此外 ,国际刑法形成与发展的方式不同于国家刑法 ,其合法性不可能只满足某个国家政治和法律上的需求 ,也不可能以国家为主体调和国家之间产生的争端。实际上在国际刑法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 ,国际刑法渊源本身已经揭示、廓清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因此 ,国际刑法不仅于形成基础上具有合法性 ,而且在渊源构成上同样具有合法性 ,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