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学: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反思

新时期以来 ,随着学术文化的全面复苏 ,文学史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针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学术事业的荒芜与谬误 ,人们亟欲拨乱反正 ,重振文学史研究的学术精神品格。但同时也毋庸讳言 ,由于外来思潮的大量涌入 ,促使研究者处于主体躁动的心理之中 ,造成其时文学史研究带有了较多的急功近利色彩 ,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人们在学术本体意义上对文学史问题进行冷静的深入的思考与探究。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从最初的热潮中冷静下来以后 ,文学史研究就不仅在学术层次上得到不断的深入 ,而且逐渐确立了建立学术体系的学科…     

论大历诗歌意境特征及其构造方式

论大历诗歌意境特征及其构造方式许总在唐代诗歌史上，从诗歌内蕴的基本情调及其时代特征看，与开天时代相比，大历诗风固已气骨顿衰、艰于振举，但由其所承受的乱世氛围与复杂的心理状态的叠印而形成凄清伤感的情怀意绪本身，实际上正是“意在遣情”①，精密化的诗歌体制...     

论宋诗的宗派意识

在中国诗史上,宋诗体现出空前强烈的变革性、自立性,从而形成与传统诗风完全不同的特征,究其原因,与宋代文人宗派意识的确立、强化密切相关。基于宗派意识,促使不同类型的文人形成各自的群体乃至流派。从诗歌体派发展看,宋诗体派既表现出对唐诗体派的继承,更多有对唐诗体派的变革。最重要的特点是体派聚合的自觉性,更多地接近了现代文学流派的性质。正是自觉的宗派意识,促使宋诗各体派形成明确的疆域,各派别的争疆别垒,不仅强化了宋诗革新创变的本质特征,而且以一种独特的范式开启了延续千年的唐宋诗之争。     

论元稹、白居易的文学观

唐代中期,以元稹、白居易为核心形成一个客观存在的诗派,在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既以“元和体”特指“元、白诸公诗”.又单立“元白体”.足见其文学史地位。在体派纷呈的元和诗坛,元稹、白居易大倡儒家诗教的功利性文学思想以及为时为事而作的写实化创作实践,显然是元白一体得以确立的最重要原因。     

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

从张说的诗歌创作实践看，其围绕时代性主题为基点与核心的多样化表现特点，几乎可以视为那一时代各种艺术范式与类型的综融。张说对诗境构造方面的努力，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联系着同时代的刘希夷、张若虚的艺术探索，同时又更多地显示出与下一阶段诗境特征的渗融，从而成为唐诗史两大阶段过渡状态的典型表征。     

南宋理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试析

宋代理学到南宋孝宗、宁宗时期达到极盛 ,但无论从理学道统承传方面还是从社会政治条件方面看 ,孝宗之前的高宗朝实为理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理学由北宋时的民间之学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 ,活跃于高宗朝的程门弟子对二程学说的极力推展是一重要因素。同时 ,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 ,高宗集团选择了主和派的妥协主张 ,并有意识地寻找与这一政策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 ,程系理学正是在这一现实政治需要中得到高宗集团的接纳、支持而逐渐繁荣兴盛起来。到孝宗朝 ,朱熹使理学形成庞大的思想体系 ,标志着中国古典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衰世立足点上的盛世回味──论大历诗人怀旧情结的艺术表征与时代特性

本文认为，大历诗坛在其清淡省净的总体艺术风貌中，既存留着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悠远意境，又投射着衰乱之世的冷寂氛围。大历诗人大多经历过开、天时代，造成其时时眷恋盛世的怀旧情结；同时，由于身处衰世而促生消极的人生态度，则使得这种对盛世的回味带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论戴名世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

人们论及桐城派,多举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很少提及戴名世。我认为,在桐城派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戴名世实有重要作用与影响,应当在文学史上给以符合史实的地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