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与筛选

在行政改革实践中,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机制、技术和工具,对于提高政府工作效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指标建构是核心问题,绩效指标的设置决定了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努力方向.针对我国现有地方政府绩效指标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合法性与价值标准重构的角度出发,可以在理论上构建一套基本涵盖政府工作各个方面、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遴选,最终提炼出一套精练、有效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绩追求

任何政治统治的存在都必须具有合法性,其基础一般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则和有效性3个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合法性基础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在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下降、法理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转而依赖于“政绩合法性”,通过对政绩的追求来获得合法性基础。但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观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政绩工程泛滥、政绩困局的出现等一系列弊端,证明了其难以持久。因此,必须加快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过渡,提高公众认可度;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引入新公共管理理念,鼓励市场竞争,强调顾客及结果导向;对官员进行制度约束。  

论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与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一样,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权责不对等,代理人可能采取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产生权力变异、腐败滋生、效率低下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改革代议民主制的思路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安排,建立完善的激励、监控和沟通机制,将代议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适当地结合起来,等等。  

试论新时期中国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能力的提升

战略管理是公共部门管理的一种新的实践模式和研究范式,在新时期,研究我国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能力分为战略规划能力、公共政策能力、资源管理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四个层次。目前,我国的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能力提升可以从利用现有资源、培育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着手进行。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时,就产生了腐败.由此,可以在发生形式上区分出直接的贪污型腐败与间接的贿赂型腐败:前者是指政府官员直接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直接获取私利;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贿赂,间接换取私利.  

反思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

近年来,政府绩效评估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兴起.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基础是成熟的代议民主制,通过分权、结果导向和内部市场机制改进了政府内部管理和工作流程,提高了政府管理效能.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基础是科层制政府体系,上级与下级之间没有真正形成基于内部市场的分权、绩效合同和结果导向,仍然依靠命令-服从机制;绩效评估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管理制度和程序,没有改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模式,反而强化了科层制的优势.在政绩追求、赶超压力、政绩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计划式绩效评估,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控制手段.  

我国公共行政学教育模式反思

公共行政学科的进步与完善需要建设性反思.始于1986年的中国大陆公共行政学教育至今已经开展了22年,对其得失进行简要的总结是建设性反思的基础.大陆公共行政学教育模式在具有体系健全、规模扩张迅速的积极发展态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学科地位待定、人才培养取向和重点不清楚、知识层次不分明、学科体系混乱等问题,尤其是没有妥善解决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冲突.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将直接影响大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前景.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重视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方法训练,推动公共行政学教育模式的多元化,合理界定学术边界,在实践导向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本土化,等等.  

论集体腐败的经济学根源

集体腐败是当今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根据公共选择与集体行动理论，人们的利己主义动机与经济租金相结合，促使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互相交换，并通过小集体活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导致集体腐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各种监督机制，加快反集体腐败的立法，强化道德约束等等，是当前遏制集体腐败的有效对策举措。  

论政府职能转变的廉政含义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度或失当的情况大量存在，产生了众多的寻租活动空间，这是当今腐败现象滋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也是腐败愈演愈烈的制度性原因。因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职能体系是遏制制度性腐败的重要途径。当前，必须采取措施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改革政府机构  

经济奇迹、转型困境与地方官员纵向共谋

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治理结构,非正式的物质激励注重个人特殊关系的儒家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地方官员纵向隐蔽利益同盟的产生与延续。纵向隐蔽利益同盟的存在,使地方官员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递、激励机制以及约束机制均发生显著的变异,使信息共享因共谋而扩大,激励机制因兼容而强化,约束机制因关联而弱化,进而出现了高效激励与低效约束并存的局面,从而也导致了经济奇迹与转型困境并存的困局。而对于地方官员的纵向隐蔽利益同盟现象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地方官员问责模式的反思与重构、"中国模式"的评价与转型以及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话题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