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契约理论视角下的员工忠诚度培养

根据劳动契约理论视角分析，员工的忠诚就是其忠实履行劳动契约。而劳动契约分为显性劳动契约和隐性劳动契约，前者对员工忠诚度培养形成外部强制，后者对员工忠诚度培养产生内在约束。因此，要培养和维护员工的忠诚度，既要强化显性劳动契约，又要建立良好的隐性劳动契约。基于作者在美国加州富乐敦州立大学进修期间的见闻及对其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考察发现，权责利明晰的劳动契约是美国高校教师爱岗敬业即忠于职守的根本原因所在。  

参与式教学法在《劳动经济学》课程中的实践

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调动教师和学生双主体积极性的教学方法。劳动经济学又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将参与式教学法运用到《劳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需要做到教学内容特色化、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多样化、问题设置现实化、作业和考试评价多维化。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尝试,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水稻种植模式选择

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视角，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对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中50岁以上务农劳动力越多、村庄交通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概率越低；务农劳动力兼业、拥有整地机械、灌溉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可能性更大，其中务农劳动力通过兼业使劳动时间错峰配置实现劳动力最优利用，最终使农户倾向于种植两季水稻。水田面积与稻农选择两季水稻种植模式呈现倒U型的关系；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农业收入占比等控制变量对农户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显著。政府应继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与弱质化的问题，提高农户种植两季水稻的积极性。  

农地确权：模式选择、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

基于“对象性质-制度装置-制度安排”的分析框架，分析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条件,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地确权存在确权到户、整合确权以及确权确股不确地3种主要模式,土地共有产权强度的高低决定了农地确权模式的选择。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各异；农地确权作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面临着确权成本、法律基础、村规民约、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条件约束，因此，应依据土地性质，综合考虑确权成本与收益，结合历史和现实，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的选择农地确权模式。  

农民合作社的生成逻辑——基于风险规避与技术扩散视角

通过对农民合作社形成逻辑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伴随农业生产现代化与规模化发展，农民合作社形成具有必然性，但合作收益共赢只是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前提条件，并不必然促使农民合作社的产生。现实中，小农基于风险规避与技术扩散的考虑，具有加入合作组织的需求与倾向，但其在资源禀赋的约束下，难以自发地内生出农民合作社，而大农或农村精英才是农民合作社生成的逻辑起点，是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关键。不同类型的农业面临的风险及其技术特性不同，决定其风险规避和技术扩散的方式不一，合作社的股权结构、组织治理及其运作模式必然不同，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深化。  

人格特质、社会网络与农民创业绩效

利用广东省7个地级市216位农民创业者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人格特质、社会网络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倾性、情绪稳定性和尽责性对农民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人格特质与农民创业绩效的关系产生部分差异性调节效应。可见,社会网络能够作为农民创业者"先天"性格缺陷以及"后天"教育、经验等不足的替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格特质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农民创业者在重视社会关系构建的同时,要权衡人格特质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注重强连带关系维持的同时,加强弱连带关系的开发。政府部门则要健全农民创业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搭建农民创业者的交流平台。  

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化——源自茂名市化州杨梅镇浪山村的证据

单家独户或小范围的农业专业化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必然会受农业分工的有限性制约,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分工深化与职业分化。只有在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条件下,生产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劳动者从中得到的收益增加,才会激励劳动者主动参与到分工与合作的进程中来。浪山村经验表明,当一个地区农业生产形成专业化,主导产业选择正确,规模报酬递增得以实现,＂斯密猜想＂的困境就可能缓解,其潜在的收益会激励劳动者进行劳动分工;而生产专业化的同时,也需要农户之间进行合作来降低交易成本,这必然导致农民职业进一步分化。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化水平提升反过来可以集中投资,促进技术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过程。  

组织文化、员工激励及其相容性——基于广州某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分析与思考

传统激励理论没有把组织文化当成激励,更没有认识到组织文化就是组织激励员工的重要方式之一。事实上,组织文化是员工激励的基础。据相关案例研究证明,组织文化对员工具有重大的心理影响和行为规范作用,优秀的组织文化能够让组织成为一个整体,而且组织文化建设本身就是对员工的一种激励。组织文化与员工激励相容,对于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确权、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基于2016年江西省7个地区13个县（区）1 402份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细碎化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提升农地产权强度、增强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提高农地产权排他性能力直接促进,而且通过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间接产生正向影响。为此,要继续推进并完善农地确权工作,充分发挥确权的积极效应,防止传统确权方式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贫困地区电商扶贫模式的特点及制度约束——来自安徽砀山县的例证

以安徽省砀山县为例,基于电商扶贫的作用机理,分析了贫困地区电商扶贫模式的特点及制度约束。研究发现：不同扶贫主体主导的电商扶贫模式作用路径的着力点不同,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约束;电商扶贫驿站模式主要通过赋能路径发挥作用,具有建成电商扶贫组织快、稳定性强以及电商发展条件提供方便的优势,存在治理困境、应对市场能力不足、难以激发贫困户自我脱贫意识的约束;村办电商扶贫模式主要通过增收路径发挥作用,具有针对性强以及运营成本低的优势,存在电商能人少、治理要求高、发展基础弱的约束;电商协会扶贫模式主要通过增收、节支、赋能路径发挥作用,具有扶贫效率高以及带动能力强的优势,存在运作成本高以及扶贫积极性差的约束。电商平台扶贫模式主要通过增收和节支发挥作用,具有起步快、应对市场能力强以及带动能力强的优势,存在稳定性差以及协调成本高的约束。贫困地区应综合考虑不同模式的特点、优势及其约束条件,注重发挥各电商扶贫主体比较优势,探索适合本地需求的电商扶贫模式。